一个人一辈子只干一个工作的多了去了，而一辈子只干一件事，进一步说，只写一部书的人，则殊为罕见。
　　一般而言，这个人，一定是个奇人；这部书，一定是部不一般的书。
　　胡世庆，一个农民，一介草根，一生处江湖之远，而潜心著春秋。
　　为此，他穷一生之力，而著成一部百万余字的《中国文化通史》，六易其稿，力求完美，享誉海内外。
　　2014年10月2日，他安静地走了，正如他安静淡泊的一生，享年71岁。
　　　　　　　　　　　　　　　　其人一生堪传奇
　　71岁的胡世庆走了。疾病让他的诸多计划随着生命戛然而止。
　　他的临终遗言是“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夫人董学文遵照遗言，只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讣告。
　　一则小小的讣告，却引来络绎不绝的吊唁人群，从灌煤气的草根文史爱好者，到专家学者，花圈、花篮多达100多个，摆满了并不宽阔的居前小区空地。而报章和网络上，更是自发地刊登纪念他的文字。
　　“学文望节哀，世庆是位难得的学者，学问做得深，文化界红学界将会永记这位奇人，因为他的专注与刻苦是少见的。”著名画家吴山明给董学文发来唁电。
　　胡世庆，1944年生，绍兴柯桥区湖塘人，农民，少而失学。但他爱书成痴。少时，只要手上一有闲钱，半夜起程，沿着杭甬铁路走到杭州去看书。也曾站在太阳底下，头戴大笠帽，任汗水从头一直淌到脚跟，一心只读书。“除非万不得已，每天坐在书案前的时间至少须达到12个小时。”胡世庆自我规定道。
　　“在20岁前，得蒙于立群、丰子恺诸前辈不弃，亲赐教诲，循循不已……”胡世庆写道。
　　14岁的胡世庆，看到一份高中的语文试卷上面有一篇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便把它翻译了出来，放胆写信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郭老回信夸奖他的译文。由于郭沫若先生的回信信封上有“中国科学院”字样，来信在当地引起了不小震动，在那个年代也无形中保护了世庆。
　　胡世庆还把自己画的画寄给时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丰子恺。丰子恺给胡世庆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还附新作两幅。此后，胡世庆与丰子恺通信长达14年，丰老指出胡世庆有阅读古籍能力，文字也较精通，但是兴趣太广，没有专攻。受此点拨，胡世庆决心将精力集中于文史研究。
　　胡世庆为缅怀两位恩师，将书房取名为“怀郭”和“思丰”。
　　“没有科班出身的背景，世庆做学问喜欢交教授专家朋友，他常常写信或上门向专家学者求教，包括刘海粟、钱君 、张岱年、尹瘦石、任继愈，等等，这些大师很愿意帮助后生，都予以回复，世庆因此受益匪浅。”董学文说，世庆的通讯录上有500多个专家学者的名字，涉及文史哲、科技、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
　　胡世庆后因出版《中国文化通史》而名噪一时，但他大隐隐于市，性情淡泊，疏于应酬，不大愿为学问之外的事花费时间，连柯桥区高级人才每年可享受的免费体检，他也放弃。
　　“我还是‘奇’了一回，对于胡世庆的简朴与淡定：他身着一件洗褪了色的灰白上衣，右手攥着一只黑色手提包，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龙山宾馆大厅的一侧，没有相熟知交的人与他攀谈，他略略地显出一种无所适从的窘迫。他就这样静静地站着，偶尔挪动一下他那穿着布鞋的双足。四下里偶尔总能听到旁人的私语：那位便是胡世庆！”后辈王锦忠曾撰文这样描绘胡世庆先生的形象。
　　友人胡文炜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他登门向胡世庆请教红学研究问题。不知怎地，两人提及红学专家胡文彬，胡世庆告诉他：胡文彬先生人极好，你要多向他请教，盯牢他。
　　胡世庆的夫人董学文经营着一家五星级旅行社，是位远近闻名的女强人。但是董学文说，别看世庆终日埋首书案，他精通文化，知识博杂，对书画收藏鉴定颇有眼力，许多人上门请他鉴定，人家看走眼的，他就以平价购入，如今这些书画价值不菲，收益不比她做旅游差。
　　　　　　　　　　　　　　寂寞如饴著史书
　　胡世庆出名极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
　　彼时，农民胡世庆在全国刊物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红楼梦》和历史研究的论文，一时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1982年4月，《时代的报告》推出了以《农民红学家》为题的长篇报告文学，将38岁的胡世庆推至荣誉的巅峰。
　　随后，《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等分别发表署名文章，对如何宣传胡世庆提出不同看法。1983年的《新闻战线》则刊登了《关于农民红学家报道事件的调查》。文章在肯定胡世庆的自学精神，肯定论文有一定水平的同时，对他是否可以称“家”提出异议。
　　外界纷纷扰扰，胡世庆却异常平静，依然埋首书案。
　　“我觉得他是看穿了，毕竟看多了史书。”董学文说，他的名片上从来只有七个字“中国农民胡世庆”。
　　不过却有一件小事，让胡世庆难以释怀，甚至引发他编写一本《中国文化通史》的念头。
　　一次，胡世庆去一绍兴学者家里，巧遇一个中学校长和一个日本人在座。那位学者展示一幅书法，上有“司马温公”的字样。校长不解地问：“司马温公是谁？”“司马温公就是贵国宋朝的司马光！”日本人答，言语中流露出一丝鄙夷。
　　胡世庆的心如被利刃刺了一下：身为中国人，居然不懂中国历史文化，可谓颜面尽失，能否编写一本中国文化史，让更多国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
　　只是，以一己之力编纂一部文化工具书，谈何容易，这是一项卷帙浩繁的大工程。白寿彝教授主编《中国通史》，曾经组织500多位专家，历时20年之久，才完成了全套12卷。
　　“世庆是一个简单专注的人，过日子极其简朴，做学问又极其专注，认准目标排除万难向前进。而且自幼苦读，后得名家的指点，又帮人整理过中医、文史、地理等方面的书稿，摸索出了撰写学术专著的方法，这些都是他编纂一部文化史的底气。”董学文说。
　　1988年，胡世庆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题为《关于撰写〈中国文化发展史简编〉的设想》，这不仅是设想，更是宣言，旨在开弓没有回头箭。
　　他在文中写道：“撰写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揭示中国文化的起源、衍化、模式、趋向和成就，探索中华腾飞的起点在哪里，实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文末，他写道：“撰此中国文化发展史不免有不自量力之诮，但和氏之璧名世总须有人预为抛砖，因此只好奋不顾身。”
　　从此，奋不顾身的胡世庆开始了由妻子养家糊口，自己专心致志编史的漫长人生。
　　彼时的胡家住在柯桥一间只有10多平方米的集体宿舍里。楼外是车如川人如海、商市勃发的中国轻纺城，楼内，他读书、摘录、考据、写作，对中国漫长的文化线进行细致的梳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搞学术研究，需要海量的资料和信息。胡世庆走进浙江图书馆查阅文献，去的次数太多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了他的底细，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折服，他们热情地向他介绍最新的馆藏书籍。一次，胡世庆看到一则关于马圈湾纸的考古信息，称马圈湾纸的出现比史书上所载的蔡伦造纸要早170年。他反复研究有关资料，向专家学者写信求教，将史料都吃透了，分析归纳出了新的结论，写进了著作。
　　“所谓笑骂由它笑骂，好书我自写之。其中甘苦很难用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胡世庆写道。
　　　　　　　　　　　　　　　平生得意更如此
　　1991年，胡世庆的《中国文化通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1996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又出版这本书，并两次再版。
　　“在短暂的心情轻松之后”，胡世庆开始了对书籍的增删润色，精益求精，他修正原书的不够确切、不够客观的词句和其他各类差错，补订原书的薄弱环节。
　　2005年，胡世庆的《中国文化通史》由台湾三民书局结集出版，后又出两个版本——增订版和2011年版。
　　截至目前，《中国文化通史》共出版了六版。从初版的80万字，到第六版的160万字，凝聚了胡世庆半世心血。
　　胡世庆谦称自己距“旧学邃密，新知深沉”很远。但作为编著者，他遵循这样的训条：史之为文，切忌浮辞。他还服膺克罗齐的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故而他进一步确认，史书的主要功用在于经世资治，所以史书必须面对全社会，应当记得最大多数的读者。
　　为了厘清头绪纷纭的中国文化史现象，胡世庆考据与综合并重，将历史上的文化现象进行分门别类，内容包括人文地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学术、宗教、科技、文艺、语言文字和图书文献、少数民族、中外交流等11篇共46节，以浓缩的篇幅，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历史。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文化在繁衍。胡世庆与时俱进地不断修订着《中国文化通史》，他每修正一页，可能要查找上百本书，要跑无数趟图书馆。连一直无私支持丈夫的董学文也忍不住埋怨：“这样下去，何日是尽头。”
　　记者注意到，董学文捧出的六个版本《中国文化通史》，多有胡世庆红蓝笔迹，工工整整写在书上，这些是需要修正的内容。视著作与生命为一体的胡世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戴着老花镜校正《中国文化通史》，他在纸上写了6个问题，需要再搞清楚，准备再版时修正。他希望流传于世的是一部经典。
　　从20世纪初至今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者已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出版的著作也可谓汗牛充栋。胡世庆编撰《中国文化通史》放在全国的坐标系里，又重量几何？
　　已故北大教授、国学大师汤一介曾这样评价此书：胡世庆先生撰写的《中国文化通史》，历时二十余年，用力之勤，涉猎之广，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台湾三民书局认为，此书是目前海峡两岸由个人独立完成的有关中国文化史系统最完整、内容最精要、观点也比较平实的专著。
　　“皓首穷经写作一本著作，值得吗？”这是胡世庆生前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60岁前，竟撰成《中国文化通史》百万余言，总括宇内，包举上下，彰显列祖列宗之功业，阐扬尽善尽美之和气，极合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读书界的需求，颇获通人许可。平生之得意更如此。”胡世庆答。
　　“平生之得意更如此”的胡世庆，总归留下了几许遗憾。
　　“他生前最大心愿是《中国文化通史》能够在国内权威出版社出版。”董学文含泪说。（本文选自《绍兴日报》2014年10月15日“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