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党的话
　　我是蔡元培的侄孙女，和会内陶永铭一样（他是先烈陶成章的孙子），算是名人后裔吧。因为蔡元培直系亲属这层关系，我有幸较早地参加了统战活动，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当选为县政协委员，以后又当选为省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那时党派组织还没有现在这样发展，在群众当中的影响也不大，统战部门急需发展多党派组织，加强多党合作。我是政协委员，又在教育部门工作，教育系统属于民进这个党派发展范畴，可能考虑到这些因素，经过统战部门统一分配、挑选，我直接进入了民进这个党派组织。这年是1982年7月，记得最初只有张观达、周芾棠等7个人入会，3个月后包括陶永铭主委在内又有5名新会员了。说起来，党组织是我的入会介绍人。说实话，我入会时在思想上是很幼稚的，想得最多的是，加入民进会不会挨斗？那个时候社会上派系斗争还是比较复杂、比较尖锐，我的父亲就是我亲眼看见被斗死的，他曾经担任银行的高级职员，有过所谓的历史问题。但我继而又想，斗死我也不怕，我爸能够承担的事情，我都能够承担。我的心是听党的话的，党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去做，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够。那时社会上有的人对党派工作并不理解，甚至有些歧视，没有人要加入，不像现在，当时只有我们少数几个。我不管那么多，既然组织要我们这样做，政协要我们这样做，统战部要我们这样做，我就认定是对的。有的人怕我们簒党夺权，实际上不可能的，很异想天开，我们都是为了把祖国建设得更好，为了中华强盛，哪有其它目的。

　　与人为善
　　参加民进筹备工作初期，我同时担任生活委员和组织委员。生活委员主要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比如会议招待、外出考察、关心会员等，我文化程度不高，只有高中毕业，但工作起来还是脚踏实地、满腔热情，宁愿自己吃亏，也要尽心尽力把工作做细做好。以会务工作为例，茶水、凳椅会场布置，材料准备、联络相关人员等，每件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及时请教老陶（陶永铭主委），大家齐心协力把工作做好。
　　记得1986年三八节期间，会里要我组织女同志参观天台国清寺，从联系包车、准备中餐（当时馒头自带）到组织参观、情况汇报，我前前后后忙个不停，返回以后大家对我十分满意。能够赢得大家的信任，对我来说非常欣慰，也积累了早期民进外出考察的一些经验。对于会员碰到的一些困难，我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主要还是从精神上给予他们真诚的帮助。当时会里有个叫陈则天的会员，曾经担任安昌小学校长，因为历史问题被开除离校回家种田，后来虽然得到了平反，但他思想上还是想不通，比较激进，平时多发牢骚。我一视同仁，大家都是同志都是朋友，有困难就要帮助，就主动向市委会领导汇报情况，希望能够组织出面帮助落实政策，帮助他解决一些实际生活困难，我自己呢，心平气和地找陈则天谈心，用自己的生活经历，鼓励他树立信心，一段时间后，经过会里做思想工作，陈则天心情舒畅，人变得开朗多了，也感受到了民进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说起来，照顾同志们我是热心的，到现在还在奉献这颗心。现在我是市老年门球协会理事，有时资金筹不到，我就自己拿出，这些事情习以为常了。在组织发展方面，我人缘还是很好的，常常利用去政协、人大开会的机会，或者小学老师一起开会的时候，看到一些同行人品不错，教学水平也比较高，就主动介绍她们入会，她们多数开始对民进这个党派组织不熟悉，我就告诉她们不是什么党派都一样的，只有民进以教育系统为主，是教师们信得过的自己的党派组织。她们对我也很信任，说：“你老蔡是什么党派，不会害我们的，那我们也参加吧。”当时教师队伍中不少优秀教师经过我的介绍加入了民进，以后通过她们发展更多的党外人士入会，引进了一些像文艺方面的专业人才等。我在教师队伍中做事是很踏实的，所以其它老师愿意听我的话。我教数学，既不善讲，也不会写，只会工作，学校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党派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做得多讲得少，不会搞什么小聪明。对于组织发展这项工作，只是挂名而已，具体工作还是有会里其他专职同志去做，像刘军老师她们，我呢，经常到会里走走，和她们沟通交流，把会里的工作当作家常一样和她们聊聊，不是板着面孔下达什么指示，所以大家相处都很融洽，组织发展工作进行得也比较顺利。我不害人，也不谋权，听组织的话，尊重同事意见，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不要我做我就不做，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我是个好处的人，即使现在也是这样。退休以后，只要有空，常去会里走走，和以前的老同事叙叙旧谈谈心。现在会里发展了这么多会员，而且办公条件也越来越好，政治环境也越来越好，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敢讲真话
　　我不怕谁，就是有话就讲。办得到最好，办不到也就算了，说总归要说。上世纪90年代初，我还在市区兴文桥小学做民办教师，当时社会上对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区别对待，公办教师由教育部门管理，民办教师由所属街道管理，民办教师不能参加职称评定，教学分工偏重，一些重要的教务会议也不叫民办教师参加，民办教师待遇偏低，只有十七八块钱一个月（我还算高，兼做学校总务工作，一个月有十八块）。这些做法很不公平，我是很平和的，心里想不管民办还是公办，做教师嘛，总归要尽心尽职，开会不让我去就不去，待遇低点也无所谓，但是其他民办教师“低人一等”的失落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也因为自己是民办教师，有了更深体会。
　　我是“两会”代表，可能血液里还有家族遗传的基因在起作用，有话就一定要讲，讲了不怕别人瞧不起，要为民办教师争一口气，不是为自己更是为大家，所以当时参加“两会”期间就专门提交了几个关于提高民办教师待遇和评聘同等对待的提案。以后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这些情况逐渐引起领导重视，后来民办教师都转正了，待遇普遍得到了提高，自己也算为她们办了点实事，从这件事情上告诉我们,作为党的诤友，就是要实事求是，有话就说。
　　参加“两会”期间，经常有代表或者委员叫我联名签署提案，只要是有利大家、造福民生的好建议好点子，我都毫不犹豫签名附合。记得1988年的时候，陶永铭让我在市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提交过一只反映陶成章烈士故居房产纠纷的提案，他自己通过省政协提交有关提案，当时陶成章故居还没有修复开放，房产纠纷势必影响开放进度，还带来一定的社会负面影响。我们的这些提案上去后受到省市政协的高度重视，督促有关部门抓紧办理，后来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我和陶老师都是革命烈属，大家都有一颗平等的心，他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给党提出正确的意见建议，对于提高党的威信是有好处的。
　　1990年在市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我又提交了有关陶成章故居修复的提案，这些提案都得到了落实。绍兴是名士之乡，我有幸做了名人之后，得到政府重视，让我担任“两会”代表，能够利用这点小小的特权，为老百姓做点好事，我很欣慰。（本文系市委会口述会史重要成果，由会员杨晔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