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12月26日晚，市委会委员、国家一级演员刘建杨携“绍兴大话·语言篇”在绍兴大剧院进行了首场演出，也是“绍兴大话”自2011年开演以来的第100场。为全面了解刘建杨“绍兴大话”这一本土文化现象，特编辑此文。

　　一个本土人，若是没有情怀，便不会讲“绍兴”；若是没有个性，便不会说“大话”。说到底，刘建杨是个淋漓尽致的性情中人，也只有这种性情，才会探索出“绍兴大话”这样的节目形式，并且在三年间热情满满地演足了百场。如今，“绍兴大话”已从最初的一台节目，发展成多个姊妹篇章的演出，在2013年末百场纪念演出上，刘建杨推出了重新整理后的第一篇“大话”——语言篇，又是新的一段艰辛探索之旅启程了。

“绍兴大话”：为什么这样“好玩”？
　　观众对于演出效果的反响热烈而持久。一位朋友说：“太好玩了，两个小时的演出中，我一直在捧腹大笑，刘建杨的表演始终没有让我分心其它的事。”他的话代表了大多数观众的感受。“绍兴大话”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的共振效果，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从方言入手让绍兴人找到了归属感。刘建杨总结归纳了绍兴话的几种表达规律。一是繁简转化规律，比如普通话中的“我们”“你们”“他们”，绍兴话只须用“伢”“倷”“丫”来表达，而诸如“好笑”“无奈”，在方言中则需要大量字节来表达。二是叠词与感情色彩之间的关系，“落落”和“罗罗”常表褒义，如“淡落落”“咸罗罗”；“擦擦”和“杀杀”常表贬义，如“淡擦擦”“杀杀咸”。三是数字规律，绍兴人好用数字表达语意，如“死虾一只”“逗五逗六”“老三老四”“搞七捻三”“乱话三千”等。四是挖掘谚语与童谣精致的小韵味，“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眼花绿花，猫拖酱瓜”“铁脚扳扳，扳过南山，南山荔枝，荔枝哦缸……”。这些词句只有在同样熟谙地域心理，有了心灵契合的情况下，相互之间才能报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感应。方言是地方文化中最易为普通百姓感知的信息载体，但平时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忽而被提炼出区别于其它地域的规律，能不让观众找到“家”吗？
　　第二，从文化心理上让绍兴人找到认同感。“绍兴大话”讲俗语、讲民俗，但俗不掩“雅”，因为它不是以流于表层的肤浅作乐来取悦观众，而是有一定的深度和洞察力的。刘建杨从“俗”处着手，阐释了绍兴人独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性，把其特点描摹得逼真可信。他讲到绍兴人的个性时，讲了一个故事，两个船夫各自撑船在河里相撞，擦碰的时候不吵，等船渐渐漾开碰不到了才开始高声大骂，这样既避免肢体冲突给自己带来伤害，又能骂几声出出气来安抚自己的冤气。又比较了周边城市人的不同个性，与绍兴人“不吃眼前亏”的小聪明形成反差。通俗而谐谑的调侃，勾勒出绍兴人深层的文化心理——审慎和精明，这样的讲法观众当然爱听。
　　第三，节目形式带来的视觉和听觉冲击感。同样是一个人，一张嘴，一个提示台，刘建杨坦言，创作这种演出形式最初是受到周立波海派清口的启发。这类脱胎于单口相声和滑稽戏的表演形式，以“说、学、逗、唱”为基本功。“说”是主体，即叙述性语言；“学”指在表演过程中模拟夸张性的表情和神态；“逗”指抓哏取笑，讽刺嘲谑逗乐子；“唱”是歌曲和曲艺中的唱功技巧。刘建杨多年的舞台表演经历，能把这几项功夫玩转得熟稔自如，对场面氛围的控制也得心应手，改版后的表演加入了互动环节，台上台下互对谚语，他也会即兴回答观众冷不丁的临场提问，更偏重于随机应变的灵活性。
　　第四，演员个人气质带来的亲切感。刘建杨与清口类演员相比，有着戏曲演员的天然优势，他用形神兼备的表演“现身说法”，阐述了各个剧种之间的风格特征，展示了越剧的浪漫柔情、绍剧的粗犷豪放以及昆曲的唯美缠绵。这一点周立波办不到，郭德纲也办不到。他“人来疯”的个性也能独树一帜地为表演暖场。让你把一篇课文读一百遍，后果是味同嚼蜡，打不起精神。但到今天一百场下来，你几乎没有看到刘建杨在台上有疲惫应付的神情，哪怕是老段子，他也是极尽发挥之能事，新鲜如初。他亲切得像个老邻居，永远兴致勃勃地跟邻家人分享乐趣。不是所有门类的演员都能成为清口类演员的，刘建杨能去尝试涉猎，不是他最有天赋，而是他更有情怀。

打造“刘氏风格”：不要模仿要借鉴，不要跟风要创新
　　绍兴观众欣赏“大话”节目的态度是不温不火、欢乐而理智的，他们笑着从剧场出来，但过后也没有出现“满城竞相论大话”的火爆场面——刘建杨毕竟不像周立波那样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媒体对于“绍兴大话”的正面报道不少，但能够真正意义上针砭成文的评论甚少。当官方宣传多于民间评论，思考的声音、批评的声音没有伴随笑声、掌声而来的时候，说明它还没有走到顶端那个风口浪尖处，若要进一步做大做火，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刘建杨常笑称，“这辈子我有两个人超不过，一个是周立波，一个是六小龄童，因为我在做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一句玩笑，巧妙地化解了媒体记者对于“是否有模仿周立波嫌疑”这样尖锐的提问。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不愿说破但又没法回避的问题上去，别说是做两个人的事了，就算只选其一，模仿得再出神入化也超不过首创的影响力。你见过有哪一部翻拍剧能够超越原版的？观众的记忆和情感留在那儿，你无法撼动。
　　所以，不要模仿，要借鉴；不要跟风，要创新。
　　在赵本山之前，就有二人转；在郭德纲之前，就有相声；在周立波之前，就有脱口秀，但他们的出现都带动了一个曲种的回暖和繁荣。赵本山“绿色二人转”，让其脱离了低俗趣味，从刘老根大舞台进入了主流视野。郭德纲创立德云社，将传统段子与现实相融合，使相声恢复了生机。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从盘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笑侃三十年》，到细数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上海城市发展状况的《笑侃大上海》，聚集热点经济话题的《我为财狂》，再到盘点热点新闻事件的《壹周立波秀》，创造了剧场票房和电视收视率的双奇迹。每隔几年，总有一种文艺现象异军突起，化解了全国人民冻结已久的热情，靠的就是借鉴和创新。
　　刘建杨也期待着把“大话”说到浙江，说遍全国。目前绍兴观众对“绍兴大话”发展的建议中，要求加入时事评论的呼声最高。这是民众普遍的一种模仿思维，他们看到周立波对当前时事政治进行大胆针砭，对治国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对热点问题进行趣谈盘点，甚至敢于对国家领导人进行戏仿，在麻木了官方时政报告解读后，另一种市民视角的解读通道被打开，他们怎能不兴奋地鱼贯而入，并急切盼望本土的刘建杨也带给他们这种酣畅淋漓的快感？
　　但这种创新最终取决于政治的开明度和城市的包容心，周立波放言纵论、鞭挞时弊，只要不是对政治敏感问题竭尽嘻笑怒骂、挖苦攻击，在容许的度之内，这片海纳百川的土地敞开了兼容并包的怀抱，所以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在上海诞生了。我们可以借鉴任何一种艺术样式（包括海派清口），但不能一味模仿，人云亦云，要进行契合本土气质的创新，让人看到刘建杨的形象，而不是在刘建杨身后闪烁的周立波的影子。相比之下，刘建杨的表演风格不急不躁、不温不火、平和从容，对内容谨慎斟酌筛选，不打敏感问题和禁区言论的擦边球，就像绍兴人的性格一样——内敛而中庸。要他评论时政，怕是水土不服了。

“大话”能走多远？关键在于能否和一个城市的文化基因产生共振
　　这些繁荣现象的回归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因其挖掘了地方的“根”，并发扬了本土文化，找到了对这种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突破地域的范畴，终获全国观众的认可。
　　一位作家说过：“我的创作天堂，就是我脚下巴掌大的这块土地。”绍兴这座2500多年历史的古城依旧是本土艺术创作挖掘不尽的宝藏。对此，刘建杨在前期的脚本中尝试进行了广度上的挖掘，他罗列了桥乡、酒乡、水乡、名士之乡、鱼米之乡、书法之乡、戏曲之乡的精髓之处，有待于在接下来的创作中分篇章详细展开。“大话”的突破点关键在于从“浅”处讲，往“深”处挖。只有挖到了“根”，才能找到绍兴人在混沌中延续下来的基因，来唤醒我们脑海中稀薄乃至淡忘的种种印象，重新串连起习以为常的日常小事，打捞起属于绍兴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内涵，进而重塑绍兴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这不仅仅是老一辈人的回忆，对年轻人来说同样有价值，是年轻人了解自己的途径。
　　周立波描述上海的时候这样说：“海派文化就是用来被别人欣赏和嫉妒的。”这话无不透露出上海人对于自己文化的自信和自恋，这股动力使他们走出了地域的限制，放眼全国，辐射世界。今天，当我们研究一种艺术样式能走多远的时候，即是审视一个城市文化基因能否得以共振的时候。当一种文化具备“本质上深度的挖掘”和“表达上通俗的共鸣”之后，它自然会打开市场。
　　绍兴是谦和内敛的，很少有一个城市拥有那么深厚的底蕴，那么悠长的历史而不自炫自傲。是到了该说“大话”的时候了，所幸，我们有不少像刘建杨那样的艺术工作者正为此努力着，使我们这座古城的文化血脉不至于断层。（本文选自绍兴晚报2月9日电子版，用于学习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