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政府官员不多，与之有交往的更少。赵主任是我认识并有过一些交往的为数不多的政府官员中的一位。
　　赵主任，赵兴旺同志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出任绍兴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大家都称呼他赵主任，我也跟着这么称呼。后来教委改为教育局，大家就改称他赵局长，我还是按习惯称他赵主任。再后来，他调离教育局，擢任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偶尔见面时我还是叫他赵主任。
　　赵主任其实我早已认识。他原先就在市教委工作，九十年代初我奉调从学校来到市教委负责教育报刊编辑出版工作时，他从教委调出，就任越城区文教局局长，不久又先后升任越城区副区长、绍兴县副县长。但我真正认识赵主任，是在他由副县长调任市教委主任，彼此有了工作上的联系之后。
　　有一回，县里有一所学校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活动，邀请我前往参加。那天一早，我独自在城西一个公交停靠站候车，准备乘公交车前往。忽见一辆小车驰过，随即又折回来在我身边停下，有人从车窗里探出身来招呼我，此人正是赵主任。原来他也是去参加这个校庆活动的，车从这里经过时发现了我，估计我是在此等车，就招呼驾驶员停下来，让我上车同往。这可能是我与赵主任最早的一次近距离接触。途中我们谈了些有关编辑部工作情况。赵主任告诉我，以后如有外出采访任务需要用车，就向教委办公室提出来好了。
　　午间，校方设宴招待来宾，赵主任当然被安排在贵宾席。他大概是看到我在别的餐席上和一些陌生人在一起有些孤单，就让服务员把我叫了过去，坐到了他同一餐席上，当时让我很有些受宠若惊之感。
有一年暑假，工会组织大家赴庐山度假，并允许自费带家属同行。我和我太太都去了。到了庐山，主事者安排住宿时，将仅有的一间单独的套房分配给了我俩。我颇感意外和不安。通常总是把最好的房间安排给主要领导的，我怎么可能享有此等待遇呢？我就向分配住宿的同志提出不能要这个房。赵主任或许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就过来对我说：这次出来的人员里数你俩年纪最大，住宿条件给安排得好一点合情合理，这个房间就算是我让给你们，也是应该的。你俩出来一趟不容易，就放心地住下来，好好休养几天吧。我们这才心安理得地住进了这个套房，这次庐山之行也因而成了美好的记忆。
老实说，对当官的特别是一些自视甚高的官员，我向来敬而远之，或者说怀有某种戒备之心。上述这两番经历却使得这种心理隔阂渐趋淡化以至于消失——至少对赵主任是这样。此后我便比较自然地同赵主任有了一些往来。
　　我曾经向赵主任约稿，要他将一些会议上的讲话稿交给我们编发。赵主任的态度让我又是惊讶又是感佩。他提醒我不要老是登领导的讲话，要多为教师着想。他说现在教师尤其是一线教师要想发表文章很难，《绍兴教育》应该将版面尽量多些留给他们，使之成为教师自己的园地。有一次，一位部门负责人告诉我，最近赵主任在某专门工作会议上有个很好的讲话，应该在《绍兴教育》上发一发，还特地把讲话稿拿来给了我。当我们排出这个讲话的小样请赵主任过目时，他却不让我们发表。他说：“这个讲话我自己的东西不多，深思熟虑不够，在会议上讲讲还可以，要拿出来发表恐怕不行，我看算了吧。”与有些担任领导的官员喜欢到处作指示，到处发表讲话的作风不同，赵主任似乎比较内敛，比较珍惜自己的言论。他不愿把自己看得太高明，也不愿低估受众特别是教师群体的智商。
　　这是确实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各地流行“读书会”。名为读书会其实是不读书的，一般情况是几位领导往台上一坐，轮番作“重要讲话”，与会者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我参加过几次市直属学校校长、书记读书会，发现赵主任的做法有异于此。他只是在会议开始时简单地作一个开场白，接下来就把话语权还给与会者，让有话要说的校长书记们发言。他还规定每年读书会都要有一个主题，让大家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研讨交流。记得有一年读书会的主题是“今天我们怎样当校长”，赵主任没有在会上发表讲话，而是以与会者身份向会议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在这篇文章中，赵主任没有以权威者自居，为与会校长给出一个关于如何治校的标准答案，而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绍兴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学校管理的得失中，总结出治校的三境界：经验型管理——制度型管理——文化型管理，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提升治校理念，注重文化含量，追求学校管理的高境界。这篇书面发言引起校长书记们的关注和热议，学校文化建设遂成为各校致力内涵发展的自觉追求。
　　作为一个地区教育部门的主政者，赵主任对打造光鲜一时的“政绩”似乎并不热衷，而是努力把教育当作事业来做。在主持市教委工作期间，赵主任几乎走遍了绍兴城乡所有学校，对全市教育网点布局情况了如指掌。他尤其关注农村贫困地区和偏远山区的教育发展，要求大家不要只顾“锦上添花”，要多做些“雪中送炭”的工作。有一次，他在走访绍兴地区最西部一所山区学校时了解到该校克服重重困难，努力为教师专业发展创造条件，并在全市教师教学业务比试中获得突出成绩的实情后大为感奋，到处宣传，还要我们前往该校深入采访予以报道。
　　在绍兴教育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注重内涵发展后，赵主任又集中时间和精力，指导开展有关教师队伍建设和新课程改革方面的调研。他与教研室人员一起深入市区中小学随堂听课并与教师一起研讨，历时半年之久，从中获得大量第一手信息。此举也深刻地影响并促进了“教研姓校”（教学研究植根学校教学一线）和“校长姓教”（校长立足课堂一线）良好氛围的形成。
　　赵主任对《绍兴教育》这份刊物也相当看重。考虑到刊物的人文性和可读性，我们在《绍兴教育》创刊之初便设置了一些宜于教师表达真情实感和发出不同的声音的栏目，并陆续编发了一些这类稿件。但又不免有所顾虑，因为对于讲真话和出现别样的声音并非人人都能包容，尤其为某些当局者所忌。编发了几期之后，我就趁向赵主任汇报工作之机，小心地谈到了这个问题。没想到赵主任对此竟大为赏识，认为这样的栏目这样的文章正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也正是这份刊物的看点所在。他坦言，在一个多元和多变的社会里，人们对某一事物持有不同看法和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无须缄口，也无须回避，只有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才能做到兼听则明，才能作出理性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
我与赵主任的交往并不多。但正是在这不多的接触和了解中，让我从侧面窥得这位政府官员在绍兴教育这块版图里的执政能力之一斑，也看到了他的某些执政智慧。
　　赵主任离任前某日，我去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在整理一些待运物品。他指指已捆好的厚厚一摞书刊说，“别的我都不带走，就带走这几年的《绍兴教育》合订本。”我知道，赵主任工作岗位离开了教育，他的视野是不会离开教育的。

　　后记 赵主任离开教育局已5年有余，我也已退休多年，现在来说他几句好话该不会有拍马之嫌吧。其实，赵主任主政绍兴教育十年也并非无懈可击。当年在调整市区教育网点时，将绍兴五中（原越光中学）这样一所有着80多年办学历史和重要影响的名校撤并掉，就不能不说是一处败笔，令人至今犹存遗憾。但此一时彼一时，我相信，若是在历史感普遍得到关注和张扬的今天，将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