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中苏友好的时代。那些年，我在学校里读到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观看了不少苏联电影，还学会了好些苏联歌曲。它们成了我少年时代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待到读高中二年级，有一天，教我们俄语课的诸柏春老师讲完课，从讲义夹中取出一个绿色信封，在大家面前一扬说，我这里有一封俄文信，是苏联一个中学生写来的，想找个中国朋友。你们谁愿意和他通信，就把这封信拿去。当时没有人回应，我不知怎么一来竟勇敢地站了起来，说让我来试试吧，就把这信接过来了。
　　那时我们才念了一年多俄语，只学了些较简单的会话和语法，要独立阅读俄文信件，尤其是用俄文写信，还差得远。但既已公开叫板，自然退却不得，只好“硬嚼螺蛳壳”，便借助俄华词典，做起翻译工作来。
　　他叫安基波夫·阿尔卡奇，是列宁格勒（旧称圣彼得堡）一名七年级学生，从随信附来的照片看，是一个英俊少年，金发碧眼，而目光略显忧郁。他在信里只是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表示希望和中国中学生交个朋友，建立友谊。我把这封信“硬译”出来之后，让俄语老师检查，看是不是有什么差错，竟然得到老师基本肯定，令我大受鼓舞。他还告诉我写俄文信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并为我提供了俄语通信中的一些常用词组。在老师和词典的帮助下，我终于写成了一封给阿尔卡奇的回信，按照来信所示的地址，用国际航空邮件寄了出去。
　　那时候，同外国人通信是不大靠得住的，信寄不寄得出去，人家收不收得到，都很难说，所以我也没有把这太当一回事，不久也便淡忘了。
　　大概过了一个月，有同学跑来告诉我，说学校收发室有给你的一封俄文信呢。这令我多少感到有点意外和惊喜，便随即取来，果然是阿尔卡奇的来信。他怕中方邮递或收发人员不懂俄文而误投，还特地在信封上用中文写上我的姓名和地址（是按照我给他去信的信封上的中文一笔一画描摹出来的）。在这封信里，他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成员，告诉我他母亲是列宁格勒滑冰场的一名教练员，并附有他家几口人的合影和他母亲身穿滑冰服正在教练学员的照片。阿尔卡奇的这封来信令我大喜过望，久久沉浸在平生第一次亲历异国少年之间心灵相通的兴奋和愉悦之中。
　　当晚，我便给阿尔卡奇写回信。我也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成员情况，寄上我和父母及兄妹们在一起的“全家福”照片。第二天，我让俄语老师过目，得到认可之后，就把信投进了邮筒，并开始倒计时，等候阿尔卡奇第三封信的到来。我相信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真朋友。
　　阿尔卡奇的第三封信果然如期而至。从此，我们便开始进入大体上每个月彼此往还一次的通信周期。也是从我第三次写回信起，俄语老师叫我以后可以不必再让他过目了。
写第四封信时，我斗胆向阿尔卡奇提出了物质方面的要求。当时我正热衷于集邮，我要他寄些苏联邮票给我，并首先随信给他寄去了几套最近发行的中国纪念邮票。
　　阿尔卡奇真好，他无条件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从此他每次来信都会寄给我一些印制精良的苏联邮票。记得获赠最早的是纪念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邮票，一套4枚，成为我向同学炫耀的资本。后来我们还发展到互相寄赠一些可以随信夹带的小型徽章。当阿尔卡奇将一枚苏联共青团团徽寄到我手里时，我相信这绝对是稀罕之物。我将它和中国共青团团徽同时佩于胸前，着实自我陶醉了好些日子。
1959年是我们国家（俄语称KHP）成立十周年。这年国庆节，我为阿尔卡奇寄去一个小邮包，里面除了有关纪念建国十周年的邮票、系列明信片等最新邮品外，还把我考进高中时父亲送给我而我一直舍不得使用的一支英雄牌钢笔送给了他。我还向母亲要来了她珍藏多年的两件精致的景泰蓝小工艺品，一并寄赠给了阿尔卡奇。总之，这时候阿尔卡奇在我心中已变得十分重要，无论什么好东西我都愿意送给他。阿尔卡奇的回赠也很丰富，其中有两册俄文原版图书，一册是马雅可夫斯基诗集，另一册是西蒙诺夫诗集，都是精装本，而装帧风格迥异。
　　也是在这一年，阿尔卡奇的妹妹娜塔莎也开始与我通信。到底还是个小学生，她在信页的一些空白处都粘贴上了花头纸，信里的俄文写得特别大而且中规中矩，让我联想到我家小妹练习书法时的楷书。但我并没有小觑她，总是每信必复，只是没敢向她索要苏联邮票。娜塔莎后来曾寄送给我一件礼物，是5件的套娃，造型很有趣，一个浑身披满雪花的俄罗斯小女孩。
　　和阿尔卡奇兄妹通信，对于助长我学习俄语的热情，提高俄语水平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时我正在负责编辑学校的一份油印小报，因为忙不过来，我就在上俄语课时偷偷地刻钢板，听课是不大专心的，但考试起来总是成绩最好的几个人里面的一个。可能是由于我和阿尔卡奇兄妹通信这件事在学校里有点名气了，一些同学跟我开玩笑说，你将来到苏联留学去算了，干脆把那个小姑娘娶过来。我未予置辩。那时候看一切事物都是呈玫瑰色的，朦胧中似乎觉得那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
　　1960年我高中毕业了。我到异地上大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阿尔卡奇和娜塔莎写信，告诉他们我的学习生活的变化和新的通信地址。他们也循原先的周期按新址给我来信。但是到了这一年的12月，在我分别向阿尔卡奇和娜塔莎发出信件之后，就再没有接到他们的来信。我很不安。在预期中将会收到他们来信的那些日子，我每天好几次跑到学校收发室去看有没有我的信，甚至在那里守候邮车的到来，直至亲眼看着收发人员将当日所有信件分发完毕，证明确实没有我的信，才怏怏而返。这样在不安和失落中又过了几个月，还是杳无音讯。我终于彻底失望了。我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任何人向我解释过这件事情。过了若干年之后，我才弄明白，那年冬天，中苏论战急剧升级，两党分歧公开化，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一切民间往来也随之断绝。殃及池鱼，少不更事如我辈自然只好默默承受外部世界猛力的一击，承受突然失去鲜活的友谊所带来的迷惘和创痛，并因而备受心灵的煎熬。不知道比我年幼的异国少年阿尔卡奇和娜塔莎当时及后来所经历的迷惘和创痛是不是也如我这般，或者比我更甚？阿尔卡奇忧郁的目光会不会因而变得更加忧伤？
　　两国关系的交好或者交恶，往往决定于政治家们运筹帷幄的历史瞬间，但民间友谊的存废是不在其中的。从当年开始和阿尔卡奇兄妹交往，以后又被迫断绝联系以来，我由少年而变成青年、壮年、老年，我的人生也曾经历过一些灰黯的时刻。但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阿尔卡奇在我心中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和改变。我至今完好地保存着阿尔卡奇和娜塔莎的20余件来信，他们送给我的两册厚重的俄文原版诗集，5件俄罗斯套娃和一枚苏联共青团团徽（惟有以阿尔卡奇陆续寄赠为主集成的厚厚三大册苏联邮票，在“文革”中我因言获罪期间，作为“勾结苏修”的证据与其他物件一同被抄没，今已无存）。每当看到这些未曾泯灭于历史风涛的原物，我就会想起阿尔卡奇兄妹，重温在鱼雁往还中彼此相识相知的美好岁月。在某些困难时刻，它甚至成为一种拯救和安慰我的力量。我相信，阿尔卡奇一定还健在，而且他也一定同我一样，会时而想起我这个远方的中国朋友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建立了俄罗斯联邦，两国关系出现松动。我开始寻找阿尔卡奇。我曾致函北京俄国大使馆，向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求助。我把30多年前阿尔卡奇家在圣彼得堡的详细地址告诉大使，请求他通过俄国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设法查询到阿尔卡奇或其家人的下落。我甚至以当年首次向完全陌生的阿尔卡奇发信联系便一举成功的例证给自己鼓劲，但愿这次也能够梦想成真。然而奇迹终于没有出现，不但阿尔卡奇兄妹依然杳无音讯，连罗大使这方面也消息全无。
　　五十年睽隔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几年前，我随一个团队参加中俄边境游活动。列车从哈尔滨出发北上，前往地处北纬50度以北的边境城市黑河。当列车深入小兴安岭地区渐近中俄边境时，透过车窗，我发现沿途漫山遍野都是茂密而挺拔的白桦树，顿时眼睛一亮。我不由得惊呼起来，白桦！白桦！
面对俄罗斯国树白桦，我首先想到的便是阿尔卡奇。我仿佛听到风中传来孤独的手风琴声，甚至从树干上那眼睛状的疤痕中仿佛看到了阿尔卡奇忧郁的目光。我感到一阵心痛。我倚着车窗，流着泪，向着无尽的白桦林说：阿尔卡奇，你还好吗？
　　回来之后，我刚好要出版一本书。这是一本关于个人记忆的集子。在设计书的封面图案时，我选用了白桦林，算是对于半个世纪前一个俄罗斯少年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纪念。
　　（2006年写成，2009年改定，时适值中俄建交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