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盛世”者，“兴隆之世也”，无论社会发展处于那一个时期，盛世都普遍具有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富庶的特点。我国历史上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初唐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清朝中叶的“康乾之治”是史学家们普遍认可的“盛世”。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国政局保持长期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至2005年底，我国的GDP总量已居世界第6位，外贸进出口世界第三，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人均GDP达到1250美元，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执政能力空前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可以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盛世。
    “国难觅良将，盛世求诤言”，诤言者，率直中肯之言也。为什么越是盛世，越需要诤言？因为盛世由乱而来，从乱到治，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人们更容易看到来之不易的成绩和弥作珍贵的局面，于是往往容易守住一些成功的做法而缺乏求变求进的改革动力；“在安逸的环境下，领导者的精神容易松懈下来。作为一种规律，奋发图强的劲头一旦减弱，耳根子也会变得硬起来，喜欢听歌功颂德的赞歌，听不进既刺耳又耸听的诤言甚至危言。百密而一疏，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们的每一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一个新的认识过程的开始，这些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群众意愿，能不能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断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离不开实践的检验”，因此离不开群众的真知灼见，可见诤言至于盛世是何等重要和可贵。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善纳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的谏言被传为佳话；共和国开国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动听取党外民主人士的诤言，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2002年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胡锦涛总书记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前往西板坡，重温开国前夕毛泽东主席“两个务必”的教导，使我们领略到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明、谦虚、务实的作风。
    “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可见自古以来诺者众而谔者难能可贵，因为诺者可以不动脑筋，诺者可以不伤感情，诺者可以不负责任；而谔者一要有见识，二要有胆量，三要冒风险，也因此少而又少，但是，真正对当政者有效的，能真实反映民意的，往往不是“诺诺者”，而是“谔谔者”。五十年代，马寅初关于控制人口的意见，梁思成关于保护北京古城的建议，由于它们“诤”，由于它们“谔”，而被打入了冷宫，而因为它们“真”，因为它们“善“，被后人认为是这些真知灼见不被采取从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李瑞环同志有关于“诤友”、“诤言”的精辟论说：“在当前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特别需要统一战线中那种敢于仗义执言、据理力争的诤友，特别需要把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必须看到，在我们的不少党员领导干部中，还严重存在着听不得批评意见，容不得民主监督的现象，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意义极其重大而深远。”可见敢于进谏者和善于纳谏者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何等重要。
    民主党派和党外爱国人士怎样体现对共产党、对国家的忠心耿耿和古道热肠？怎样在参政议政过程中建言献策？我认为，应该走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道路。
    我们国家正在努力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民主和法制是法治的二大要素。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它的一切活动也理所当然地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民主党派作为一个参政党，它参政的基本点，可以概括为‘一个参加，三个参与’，‘一个参加’就是参加国家政权。‘三个参与’，就是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把马列主义的政党学说和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一起创造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民主党派对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对广大人民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应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如它的代表人物作为各级人大代表。可以在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审议法律、法规草案，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国家预算等法定程序中，直抒胸意，发表意见；它的代表人物作为各级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或党政领导听取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意见，建议过程中，以及“选择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课题，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咨询论证，提出意见和建议。”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在广泛联系人民群众，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也可在党派内反映和讨论各种观点、意见，集中起来，以党派的名义，向同级党委反映社情民意。这些，都是民主的法制的渠道，也是规范的渠道。
    诤言需要有倡导诤言的环境，需要有当政者的海纳百川雅量和参政者敢说真话的胆量。1957年前后，一批党外的知识分子因为诤言而被打成右派。1957年夏的庐山会议上，赤胆忠心的彭德怀将军因为批评“大跃进“的“万言书”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有些想说真话反映民意的同志心有余悸欲言不止。殊不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开明、务实、亲民的领导集体。2005年[中发]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2005年[中发]9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中发]6号文件〈〈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等，都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举措。每次重大决策之前，中共都向民主党派负责人通报会议情况和重大决定，每年“两会”以前，都就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已逐步成为“党和国家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应该说，这是一个民主、开明的盛世，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提倡诤言的环境。
    当然诤言不是牢骚，不是挑刺，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诤言是出于对朋友的善意，诤言要出于广泛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思考，诤言应出于对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诤言的灵魂应该是“真”，出于真心，了解真情，表露真话。今年“两会”期间，原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代表在北京市代表团审议财政报告时，提出了质疑：“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也应该有回报，财政部报告为什么不予体现？这些利润哪里去了？”这是出于柳传志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了解和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才说出来的；政协委员钟南山对近年来医药行业“一药多名”现象进行质问：“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我要问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语气虽然重了点，但切中了当前医药行业的要害，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提的及时，提的到位，也正是这二条诤言，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可见诤言之真，诤言之科学化至关重要。如果尽提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隔靴瘙痒式的外行话。只会降低发言者的自我威信，或者是“说了也白说”的效果。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任何事物都因对象、场合、时间、条件而转移。说话者纵然有一颗火热的心，自认为“心底无私天地宽”，也的确掌握了实情而言之有据，考虑到讲话的效果，还得注意表达的方法，有时候，言之凿凿，条分缕析，淋漓尽致而让人拍手称快，有些场合，会一点幽默，借一个典故，点到为止反而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对我国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的精辟而生动的概括。共产党是肝，各民主党派是胆，以肝为主，以胆辅之。团结合作，携手共进，互相肯定，或可称之为“肝”；大胆批评，互相监督，开诚布公提意见，则可称之为“胆”，但是如果光有“肝”，一团和气，你好我好他也好，没有批评，没有监督，就称不上肝胆相照，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处理相互关系时，既要当亲密无间的密友，也应当是知无不言的诤友。
    民主党派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党派内集聚了很多专家学者，或为文化泰斗，或系科教权威，又加上“旁观者清”，他们一般不在执政的主要位置上，相对比较“超脱”，比较容易听到群众的声音，因此应该发挥自己的长项，主动给政府机关提建议，批评不足。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故？”，再伟大的政党，再高明的政府，都难免有缺点，有错误，有百密一疏之处，作为肝胆相照的朋友，同舟共济的同志，是不会熟视无睹、不管不问的，他们一定会大胆批评、认真监督，提出建议，甚至据理力争，以天下为己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都证明了民主党派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诤友，以他们独到的视角`见识、眼光和胆量，对执政党和政府提出过许多宝贵的诤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