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制定的人口学标准认为，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7%以上即为老龄社会，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人口总数的14%，65岁以上人口超过10%，已经跨入老龄化社会的门槛。
　　人口普查及人口研究中心预测数据显示，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严峻。
我国的养老形势更加严峻。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美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8000美元，人均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对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养老负担，承受能力较强。相比之下，我国人均GDP仅为1000多美元，老龄化程度却已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呈现“未富先老”的特征。
　　我市的现状是，至2004年末，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有61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4%，市区也一样，至2004年末，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为9.1万，也占市区总人口的14%。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46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0.56%。无论是按60周岁还是按65周岁计，都已进入国际通行的划分老年型的标准。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要老，老龄问题是个涉及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老龄人群的日趋庞大，老人的晚年生活保障问题已现实地摆在面前。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市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大量增加，给政府以及下一代带来沉重的负担；老龄化社会引起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变化，造成所谓的“4+2+1”家庭结构，即4个老人、2个孩子、1个孙子，社会上普遍出现了“空巢”（指子女不在身边，只剩老人）现象，对老人的心理产生极大影响；在广大的农村，许多老人的养和医缺乏最基本的保障。这些问题不解决，会产生连锁的消极影响，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和谐绍兴的建设。
　　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应该对解决老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构想，把解决老龄问题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应该像搞经济搞城建那样每年切切实实地做几件实事。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理顺工作关系，设立高规格的老龄工作管理机构。绍兴现有多头的老年工作机构，离退休干部管理、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管理、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等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机构各管各。由于体制的原因，它带来的问题是，管理分散，资源浪费，缺乏统筹。老年人是一个群体，而隶属于不同政府部门和机构来管理，一些应该统一决策统一部署的事被分解在不同职责的部门中，管理分散，领导管理不力。从现实和发展考虑，应该大一统，在一个大口子下统筹领导或协调方方面面的老龄工作。
　　二、尽快建立居家养老照料服务体系。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空巢家庭”会越来越多。以昌安街区为例，现有老人688人，而“空巢家庭”占了40%多，据估计，市区“空巢家庭”的比例在25~30%左右，这比例有扩大的趋势。农村的问题更突出。在较贫困的农村，青年人大多外出打工，仅留老少两代的留守家庭占了很大比例。农村老人在丧失劳动力后，没有了生活来源，基本上只能依靠子女赡养，而这种赡养现状下的老人养老更艰难，生活水平更低下。这是现状，不容忽视。
居家养老有亲情，成本低，符合国情、人情。政府当然应该发展机构养老，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只能作为补充，而以社区为依托，建立服务体系应是切实可行的。这个体系是一个保障网络，需要解决的是形成一种能实行市场运营的服务机构，以及动员广大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庭自我买单享受服务。外地已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如深圳桃源社区以“居家养老”为主、以“社区养老”为辅的养老体系建设，可供借鉴。绍兴目前在一些社区也有一些不完备的、不具长效性的社会服务工作，可多作调研，总结得失，逐步完善，试点推行。
　　三、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增设老年设施。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老年活动设施。市本级已有一定规模的老年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干部局）、退休干部活动中心（人事局），老年活动中心（老龄委），但由于归属明确，限制了层次不同的老人的活动，导致一些设施利用率不高，像老干部活动中心，有宽敞的活动空间，丰富的活动项目，但每天活动的人并不多，资源不能共享，实在可惜。而事实上，有许多老人还找不到活动的地方。政府可在理顺关系的基础上合理利用现有的这些优良资源。
　　需要加大力度，增设老年公寓、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之类的老年福利设施。面向低收入老人群体的现有老年公寓稀缺，而这部分老年群体是最需要关怀的。老年大学入学难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市区老年大学有较长的办学历史，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离退休后有经济来源、有一定的文化层次的老人。但现有上规模的老年大学也只有这么一所，难以满足越来越多的老人的入学需求。老人能在老年大学度过时光，是养老更高层次即“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进而到“老有所为”的很好途径。建议政府有更多关注，在统一的领导机构的策划下，合理布局，调动各方面资源，再创建几所成规模的老年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