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王蒙在大会发言中向近来各个电视台正在热播的帝王戏开战，指责目前黄金时段播放的帝王戏，内容多半比较粗糙，质量有待于大大提高。王蒙的发言得到作家魏明伦的积极响应，他直言现在影视中的“帝王戏”多表现非理性的帝王崇拜。这一批评引起了各媒体的热烈讨论，已经有很多人指出了帝王戏的种种危害：人治观念、明君崇拜、清官情结，鼓吹等级观念(“奴才”、“皇上”、“万岁万万岁”满天飞)，等等。这些批评都言之成理。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这些帝王戏中表现的权术对中国国民性格的潜在、长远的消极影响。
　　帝王戏的核心主题是中国特色的权力斗争，而中国的权力斗争的特点是没有显规则而只有潜规则，或者显规则名存实亡，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潜规则。显规则是写在纸上说在口上的，但却常常是摆设，潜规则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在实质上制约着人的行为，决定人和社会的命运。这个特点最典型地体现在宫廷斗争中。无论是在早些时间播出的《康熙王朝》、《少年天子》，还是近来热播的《大汉王朝)、《大明天子》、《至尊红颜》，无不让人感到宫廷的风云诡秘，特别是近来热播的《少年康熙》更是把权术这个主题推向了极端：极端复杂的宫廷权力斗争终于成就了所谓的一代“圣主”。玩弄权术成为每一个所谓“盛世明君”必备本领，也是每一位大臣的必修课。
　　这种权术文化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至今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变成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长久受到权谋文化的熏陶浸染，结果是形成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一个突出国民性：老谋深算，城府深，诡计多端，少年老成，一肚子的花花肠子。在我直接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中国人比外国人复杂得多，说话办事绕弯子，从不直来直去，而且连他们眼睛也相当的不同：西方的眼睛显得直率单纯，像一个孩子的眼睛；而中国的孩子大约到了七八岁，眼睛里就没有那种单纯之光了，而是充满了狡猾、防范、警戒、算计。
　　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人的这种复杂性是天生的，其实它是制度和环境的产物。同样，西方人的单纯和没有心计(当然也是相对的)也不是天生的，它是法制的结果。法制社会是一个按照明文规定办事的社会，虽然不能说绝对不存在潜规则，但是起主要作用的却是显规则。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不能做的事情再想办法找门路也是没有用的，时间长了也就养成了单纯直率的性格，即使有制度的空子可钻常常也不想钻了。而中国的情况却相反，明文规定的规章，上至法律下至各种具体的政策法规，从来不是绝对的，不能办的事情可以私下通过关系办成。难怪有人说：在中国凡是明文规定的都是不重要的，只是需要你去应付的；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需要你去琢磨的。这样，大家就养成了爱琢磨的性格——不是科学家的那种琢磨，而是琢磨人际关系，琢磨怎么才能绕着弯子把事情办成。其中道行高的人常常能够把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那些个“英明君主”不多是这方面的高手么?
　　当每个中国人都变成这样的人精的时候，作为整体的国家社会大约也就完了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