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今年1月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问题。会议强调，必须深入研究多党合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特别指出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抄、照搬别国政治制度的模式。
　　如此看来，“统一战线”不仅仅是作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长治久安的法宝之一。我国的统一战线历来是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为一定的政治需要服务，借以团结周围人群和影响广大群众，以收人心所向、众志成城之效。民主革命时期如此，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亦如此。综观统一战线的轨迹，可以看到，凡统一战线事业兴旺时，人心舒畅，上下齐心，国事即我事，言路畅通，政府广采民意，民众不吝诤言。1945年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先生来延安作客，当毛泽东问及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几天有什么感想时，黄炎培甚至敢于坦言自己总结的“周期率”，说国家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周期率教训，那时毛泽东当然感谢他的肺腑之言并引以为戒，才不敢懈怠，终成大业。民主人士之所以有吐真言之快的感觉，是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事，决非从私利出发。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统一战线发挥得如此出色，主要是因为目标明确和单一——即有共同的敌人。当江山既得、天下坐定后，就有一种如释重负找不到感觉的样子，于是试图找一些假想的敌人以继续斗争的事业。有时找准了目标，就稳定了社会，国泰民安；有时没找准，就会弄得鸡犬不宁。这在我国历史上不乏其例。其实一个国家一旦大局已定后，只要面对民众的需要而决策行动，从大多数人民意愿看，是不会惹事生非的。美国独立后也是不太平的，先是把领土从密西西比河向西扩充到太平洋沿岸，后是针对南方奴隶主的叛乱发动南北战争，终于在1865年4月以攻占里土满而宣告内战结束，取消了奴隶制度，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然后就把目标放在物质文明建设上，而不再庸人自扰。西部开发使农业得以迅速发展，他们重视的是人的积极性的一面，甚至也尊重欧亚大量移民的生存和生产的权利，终于促成了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自独立战争后不到三十年时间，美国的工业产量即跃居世界第一位。美国在内战时期也少不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协同作战，如在黑人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上，著名的黑奴女英雄塔布曼奔走鼓动，而且冒着奴隶主悬赏4万美元买她头颅的危险，只身潜入南方19次，救出300名黑奴。他们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黑奴解放以后能过上好日子，政府重视这些人士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起到统一战线的作用。由此看来，统一战线在过去发挥过出色的作用，到了建设时期，是否需要发展，发展到什么样子，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是什么，我国的国情是什么，中国政治发展的特色又是什么，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什么样的有益成果，怎样才能避免不照抄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模式，的确值得讨论。
　　可讨论的问题很多，我这里选了一个最实际的着落点，即统一战线大旗下，我们作为统战人士能做些什么。
　　既然统一战线工作十六字方针要长期坚持下去，既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被写入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国家在和平时期仍然十分重视发挥各界人士的积极因素，治理国家需要万众一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凭什么我们可以袖手不管，何况我们民主党派人士比之一般公民多一个直通渠道，我们当然应该十分珍惜这种权利。那么我们具体做些什么呢？我认为最切实际而可以做到的，最应受到重视的就是广通诤言。实际上，从基层到高层，民主党派人士一直在做，做得好且受到肯定的也就是这一点。中共中央现在每年在重要时刻都举行民主协商会，胡锦涛主席在一次民主协商会上就肯定在座的民主人士“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多年来同我们党亲密合作，积极建言献策，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并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畅所欲言，提出宝贵意见”。如此看来，高层的民主人士在做的，做得好的，能做的，对基层的人来说，也应该可以这么做。
　　我们之所以把广通诤言作为我们的着力点，是符合我国的国情的，我看至少有二条：一是国情有历史影响的一面。在我们中国，早在周代，贵族、长老和执政的卿士可以随时向君主提出自己的政见，他们的话，君主一般都得听，在数谏不听或其他特殊情况下，他们可以公然实行废立。但自从皇帝制度建立后，这种情况就不多见了。皇权在我们国民中根深蒂固，甚至还津津乐道。你只要打开我们的电视机，宫廷戏总能猎到几出，老百姓好象已默认这种皇权并以为趣事，哪还会有异议呢。所以，象“包青天”式的人就是大家最大的企望。第二条就是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宪法一经制定通过，就得严格执行。我们正在进入法治社会，只有大家守法，才能秩序正常，安下心来搞建设。宪法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允许你做的不但你可以放心去做，而且人家也得尊重你做这件事的权利。宪法规定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是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的。所以我们能做且能做得好的就是广通诤言。
　　我们说的“广通诤言”，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我们要有这方面的积极性。在历史上，为了诤言得以采纳，有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民进中央还健在的雷大姐，当时愤于当局不采民意而冒险请愿，“七君子”事件也记忆犹新。现在我们不必顾忌自身安危了，为老百姓为自己建言献策，得到采纳好处大家有份，何乐而不为。再一方面，在执政党而言，应该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首先是一个“广”。现在人们一般见解是高层人士说话有用，基层人士作用不大。这话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首先，高层人士必竟少数，又身在高处，他们能知道多少情况；其次，现在许多事情是中央宏观控制，许多对老百姓有切身利益的事，地方上有权作出“调整”，到问题积累起来闹大了再反映到中央，为时已晚了。所以这个“广”要“广”到基层。还有一个“通”。现在，一般形式上的“通”是做到的，譬如政协委员的提案，基本上件件有答复，但是往往只通到一些职能部门，而职能部门不是决策机构，他的答复只是尽到自己上级交办的责任而已，至于该不该做某件事，怎样做，他都是有事先输入的成见的，很难改动，不是有人在中央“两会”上也说了吗，说这样的答复是“三步曲”，先是感谢你提出宝贵意见，再是谈他们部门在这方面工作的成绩，最后是希望你今后多多给以关注。我们认为，这个“通”一直要通到决策层脑子中，让他们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决策，这样才有作用。
　　我们的政治文明已渐入民众头脑和执政官员的头脑，我们的一些政治陋习正在得以改正，我们的民主意识正在增强。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必须心底无私，敢于将诤言奉献出来，这才是我们在多党合作的政治文明建设中大有作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