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亚振贫家少年早立志
    1885年4月27日，马叙伦出生在杭州一个家道中落的知识分子家庭，他家祖居绍兴府会稽东县胜乡车家弄。4岁破蒙，10岁丧父，11岁时，刚强勤劳的母亲在仅能以十指刺绣维持生计的艰难中，把马叙伦托给了父亲生前好友，扬州的汤颐琐，从师学习《论语》《孟了》《诗经》、《书经》等。13岁时因家境贫寒而不得不到义塾读书。1898年，入杭州的“养正书塾”，在正式的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马叙伦成长于一个风云变幻，民族多难的时代。对少年马叙伦立志成才一个最有影响的一个人物就是养正书塾的陈黻宸老师。陈黻宸翰林出身，精通历史知识渊博，写得一手好文章。在上课的时候，陈老师常常把《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上的国家大事讲给学生听，有一天，陈老师把马叙伦叫到教员室，沉痛地告诉他：“八国联军进了北京，皇帝走了，国家危险了。”马叙伦当场就痛哭失声。第二天，陈老师给学生们讲了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国的故事，还介绍许多书给学生们读，如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留云居士《明季稗史汇编》中的《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记》等。马叙伦读了这些禁书，愈加痛恨异族入侵和君主专制，稚嫩的心灵中有了民族、民权观念的轮廓。
    1900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面对列强的欺凌和清政府的昏庸，马叙伦无比愤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此时，马叙伦在陈老师的指导下，阅读了《天演论》、《法意》、《民约论》等书，进而受到天赋平权、平等自由、建立共和、主权属于人民等思想影响，产生了强烈的爱国革命思想。就在此时，他与汤尔和、杜士珍三人志同道合，结为兄弟，并相约毕业后一起赴日本国留学，一展革命之志。
    1901年，养正学堂改名为杭州府中学堂。马叙伦编入师范班，除了正常学业，还在预备班兼做教学工作。马叙伦仿效陈老师的做法，诱导学生发现问题，开展民主讨论，自由发表见解，很受学生的欢迎。学生中的民主思想，冲击着学校旧的传统观念和清规戒律。一次，三名低年级学生偶有小过，校方欲予开除学籍。马叙伦和杜士珍恳请总教席陈黻宸出面斡旋，但监督一意孤行。陈老师便说：“那么我辞职吧！”学生们见此情景便轰动起来：“陈先生辞职，我们也走。”事态越闹越大。因为坚持不与校方妥协，最后马叙伦等被开除了学籍。就这样，马叙伦渴望留学日本的愿望落空了。
    一身傲骨气如虹
    1902年，马叙伦告别慈母，随同恩师陈黻宸及温州籍学友5人乘船抵达上海。经人介绍，马叙伦进入选报馆做编辑工作，负责编辑《新世纪学报》杂志中的教育学栏目。马叙伦除了做编辑工作，还经常发表文章，内容涉及教育学、文字学、史学、哲学、法学、宗教改革、物理学、农学等多学科，反映了青年马叙伦广泛的求知欲望和对西方民主科学的不懈追求。
    1911年，马叙伦随汤尔和东渡日本，经章太炎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这一年的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马叙伦将全家老小送往乡下，投身推翻满清政府封建王朝的战斗中去。武昌起义后，马叙伦曾任过杭州都督府秘书，后来因决心以教育救国，便辞官从教，先后到浙江第一师范和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任教。然而，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一个皇帝，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之职。马叙伦并不能安心地做他的“教书匠”，眼看着袁世凯终于上演了登上皇位的闹剧，马叙伦的一身傲骨又铮铮然作响起来。他下定决心不仕袁贼，赶在袁世凯“登极”之前就辞去了北大和医专的教职，以示抗议。在当时的“挂冠教授”之称誉。
    愤懑不已的马叙伦在思考着国家的前途，也在思考着自己将何去何从。正好有一天在天坛散步时，遇见了两广方言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寥容。寥容是军界人物，担任总统府的顾问。马叙伦就向寥容晓以民族大义，动员他发起讨袁。寥容深受启发，于是开始召集旧部准备讨袁，并去信要求老师代拟讨袁檄文。马叙伦二话没说，当即用骈体挥洒成文，迅速寄出。寥容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这篇檄文，随后率领七个营的兵力同西南军一道，有力地配合了蔡锷将军和“护国军”，北上讨伐袁世恺。1916年3月22日，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并于6月6日一病呜呼。
    1917年春节过后，马叙伦应蔡元培电报邀请，又回北京大学任教授。不久便被“五四”运动的爆发吸引到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前列中。北大校长蔡元培因同情爱国学生，反对卖国，反对当局对学生的镇压，愤然提出辞职，离京赴杭。马叙伦受北大师生推荐，和马寅初、李大钊等代表前往教育部请愿，要求留任蔡元培先生。由于马叙伦的名望，他主持的北大教职员会与北京教职员联合会成为学生运动的有力后盾。蔡元培离职以后，北大的校务实际上是由马叙伦在主持了。6月4日，马叙伦作为带领北大数十名教员代表前往狱中探望被捕的学生时，同学们急切地希望了解外面形势，由于军警在旁监视，马叙伦便改用文言向大家介绍时局。军警听不懂文言，只好站在一旁干瞪眼。
    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斗争洗礼的马叙伦，不仅丰富了斗争经验，而且成了坚强的民主战士。在反动军阀统治下的旧中国，军阀关心的只是扩大地盘，满足私欲，因而肆意扩充军队，缩减和挪用政府的其他经费，尤其是教育经费。教职员工的薪金经常被拖欠，加以纸币贬值，生活困难。1921年春，马叙伦和北京各学校的教职员发起了“索薪”斗争。6月3日，上万名教职员、学生奔赴总统府，向总统徐世昌请愿，严正提出教育基金、教育经费独立的要求。马叙伦和李大钊走在队伍的前面，遭到总统府卫兵的阻拦和殴打。马叙伦和几个同事被打得头青脸肿，当面怒斥宪警：“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序幕。马叙伦担心同家民族的命运。在病中定下了“病起思清睡，连绵爆竹声。久忘求利市。误喜复名城。蒿目当来日，伤心此旧京。会看歌舞地，荆棘欲纵横”的诗句。1937年秋，上海被日军占领后，马叙伦悲愤不已，遂蓄起胡须，更名邹华孙，隐居不出。同年末，日军在华北成立了傀儡政府，出任伪教育总长的汤尔和是他早年的好友，曾派说客拿着亲笔信请他出山担任北大校长，马叙伦向来人严正表明不任伪职的立场，并反劝汤尔和保持晚节。1940年，曾是马叙伦学生的汪伪政权二号人物陈公博也邀他出任伪职，遭到马叙伦怒斥。因为宁死不愿做卖国贼，马叙伦的生活陷入困境，陈公博又派人送来大米和钱，他马上到门外亲自制止卸车，将大米和钱如数退回，并高吟屈原名句以自励。在沦陷区生活8年，马叙伦全身守志，安贫乐道，始终保持了爱国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的高贵的民族气节。
    报国岂止执吴戈
    1945的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马叙伦欣喜若狂。由于马叙伦的人品学问和社会声望，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聘请他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复员辅导委员会委员。马叙伦目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腐败和蓄意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他感到不能舍本就末，于是，他主动投入到上海地下党所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中，主要是用他手中的笔为民族的命运大声疾呼。1945年9月起，马叙伦在《周报》上发表《惩奸》等战斗性的文章共三十多篇。同年10月，《民主》杂志创办，马叙伦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连续发表了《思想解放》、《肃清贪冒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奏》等文，揭露国民党府的贪污腐化、专制独裁，呼吁肃清贪官，解放思想，实现民主政治。
    面对国民党政府对民主政治的阻挠，马叙伦感到成立一个民主政治的组织是斗争的需要，便积极行动，加强与各界爱国人士联系和协商，定期讨论建立组织事宜。经协商研究，决定于1945年12月正式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成立大会上，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向大会报告了发起组织的原因和经过，大会一致通过了马叙伦的报告，还做出了四项重要决议。在大会通过的简章中，明确规定了民进组织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指出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大会还决定在理事会末成立之前，由马叙伦负责会务。从此，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委的革命政治组织，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与马叙伦的爱国革命思想影响和精心组织是分不开的。
1946年春夏，随着内战日益扩大，马叙伦召集组织六个民主党派团体，以站在国共之外的“第三方”身份，于5月5日召开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向国共两党都发出了要求停战的电函。6月23日上午，马叙伦为首的十位代表乘火车出发赴南京，准备向蒋介石请愿，上海各界10万人相送，“反内战、要和平”和呼声响彻车站内外。
    国民党当局对这场多年未有的人民大示威，恼羞成怒，下令特务机关人员出动。6月23日下午，几百名特务和地主还乡团在南京下关车站包围了马叙伦等代表，在喊打声中，暴徒们把代表们围殴了五个小时，从而造成“下关惨案”。正在南京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得知后怒不可遏，马上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制止逞凶，并组织人将伤员送往医院。身负重伤的马叙伦躺在床上，拉着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的衣服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在南京下关车站所流的鲜血，更使马叙伦和他所领导的“民进”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为报刊撰写了百十篇战斗檄文，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内战政策。为了保护他们，中共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对路线、船只、时间的周密布置，避开特务监视，于1947年底将马叙伦和其他民主人士送上一艘德国货轮上去香港。
    矢志不移跟党走
    1948年10月底，马叙伦呼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同郭沫若等人北上奔赴东北解放区。他与党政负责人交谈，深入了解解放区的全貌，满怀信心地参加联欢会、座谈会、报告会，进行访问和参观，深受鼓舞，决心为建立新中国积极贡献力量。
    此时的民进总部也暂时移到了解放区。不久，马叙伦领导民进召开了进入解放区后的第一次正式理事会议。会后，马叙伦与王绍鳌、许广平联名发表告会员书，向全国各地的民进会员讲清形势，动员大家支蒋家王朝作最后的斗争。要求全体会员走彻底革命的道路，并希望他们在各地联合各阶层民主人士“共同击灭为美帝奴才卖国殃民之反动集团与其首令蒋介石。”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北平和平解放。翌日，马叙伦致电毛泽东和朱总怀念，祝贺平津解放的伟大胜利。2月3日，马叙伦与沙千里、沈志远、王绍鳌、许广平、罗叔章等六位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联名发表告上海同胞书，呼吁上海人民团结起来，无情地粉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和谈阴谋，为全部实现毛主席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努力奋斗。
    1949年2月，林伯渠携带周恩来写给马叙伦等人的亲笔信，迎接他们进入北平。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成大欢迎会，热烈欢迎各方民主人士、各团体代表。马叙人经在会上发表演说，盛赞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胜利，还代表全体成员向毛主席致以敬意。
    6月间，马叙伦以“民进”代表身份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后他还主持拟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方案先后经人民政府协商会议全体通过并提交人民政府批准公布，这就是沿用到今天的国旗、国徽和国歌。
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先后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高教部长，并继续主持“民进”工作。马叙伦在教育部长和高教部长任内，有两件事载入了新中国的教育史并为后人称道。其一是高度重视师生的健康问题，其二是顺利收回教育主权，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马叙伦了解到学生的学习负过重、健康受到影响的情况后，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专门写了一封信给马叙伦，做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指示。马叙伦立即主持提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措施，并把这一问题提交政务院第93次政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各级学校学徒健康的决定》。收回教育主权是从中国政府接管辅仁大学开始的。1950年9月25日，马叙伦代表教育部召见天主教罗马教会驻辅仁大学代表芮哥尼，阐明中国政府的教育政策。10月12日，马叙伦就我国政府接管辅仁大学一事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发表书面谈话，明令收回自办是单纯的主权问题，与宗教信仰无关。1951年1月，教育部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马叙伦到会讲话，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境内办学的方针。会上决定了处理这类学校原则、办法的措施。有11所学校改为公办，9所学校改为中国教育工作者完全自办。这是中国人民维护教育主权的重大胜利。马叙伦自二十年代提出收回教育主权的愿望终于成真。
    马叙伦在从事爱国政治活动时，还不忘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他一生中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对音韵、训诂、金文、石鼓文、古籍整理、校勘、注疏，以及老庄哲学、古典诗词和书法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对文字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著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老子校诂》、《庄子义证》、《马叙伦学术论文集》等。
    1954年9月，马叙伦因任高教部长时年近古稀，终日仍忙于工作而积劳成疾，不再担任教育部长之职。
    1957年，马叙伦患脑软化症，神经系统功能逐渐衰退，从此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1970年5月4日，马叙伦在多年卧床后因并发肺炎逝世，终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