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了深刻论述，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就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这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指南。
　　 民进全会要把深入学习讲话精神与正在开展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唯一正确道路。
　　 首先，任何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基因，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源自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纵观世界政治发展历史，可谓不同的文化基因孕育不同的民主政治模式。儒、释、道互补共存的中华文化，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以其稳定、包容、平和的东方气质，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也为我国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
　　 中华文化自具特征、自成体系，经过不断发展、融合而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最深厚的软实力，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源头。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再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体现了朴素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当这些传统和信念渗透到民族的文化当中，并且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就是民主政治最可靠的依赖。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型人口规模、超广阔疆域国土、超悠久历史传统、超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中国的崛起不是一般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型。世界霸权与民族复兴的激荡，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糅合，推动近代以来的中国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并正以人类发展史上的惊人速度和进度，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持续展现崛起的力量。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行得通，之所以可靠、管用、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可以“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的”人民民主，是可以带来社会稳定、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实质民主”。
　　 其次，成功的政治制度都是在本国国情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做出的选择。
　　 “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照搬照抄别国的政治制度，以为只要制度建立了，一切现实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种看法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极其有害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还鲜有后发国家可以通过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而变身发达国家的先例。违背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不顾本国的历史传承和基本国情，一味地把西方民主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良药，这种做法已经在实践中被反复证明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往往最后不得不咽下社会动荡、国家分裂的苦果。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哪里照搬照抄来的，而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历尽艰难困苦，不断探索实践，才最终找到的。从辛亥革命之前的农民起义、改良主义，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中国人民一直没能找到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正确道路。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翻开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历史新篇章。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直在实践的基础上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和完善。
　　 “民主不是装饰品”，到底什么是好民主，最终要看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在长期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中国逐步形成了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它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两种民主形式的有机结合，避免了“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的形式主义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与核心，也反映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第三，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民主政治的功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破解转型期面临的难题提供了适宜的制度模式。
　　 民主政治不仅与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紧密结合，而且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决定了民主政治制度需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多重保障。既要充分保障个人权利, 释放、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与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又要整合政治资源，调整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确保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用于跨越式发展；还要创新体制，兼顾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基本理念的实现。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恰恰具备了“保护权利”、“集中力量”、“实质平等”的多重功能，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适宜的政治制度模式。它有利于形成代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有利于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尽可能集中一切资源、力量和智慧，用于建设和发展；有利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安定。
　　 在看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伴随产生的各种问题。腐败、贫富分化、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决策失误等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易发、多发。这与经济社会转型期有关，也与我国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不稳定阶段密切相关。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民主制度形式与这些问题的产生并无必然联系，西方的竞争性民主更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后发国家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竞争性民主不仅强化分歧、加剧矛盾，而且很可能异化为互相对立的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公民文化、法治水平等要素缺位的社会条件下，更蕴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立足我国国情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才是破解当前发展阶段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的正确选择。（本文选自2014年《民主》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