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OXINGMINJIN   2014·2


 

那些年,那些事

□ 杨明志


   "精诚所至,顽石为开"

  我是1989年加入民进的,对于加入民进,我有一个比较长的认识过程。最初和民进接触,是在1988年1月浙江省六届一次政协会议上,当时,我是绍兴市政协常委,并被推荐为省政协委员。在第一次会议时,我有幸被列入主席团成员。在台上就坐时,我的左边是省民进副主委吴山明同志,在会议间隙,我们进行了一些交谈。在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后,吴山明同志向我介绍了民进这一组织,还介绍我认识了省民进名誉副主委李天助同志。对于李老,我素来怀着一份敬仰之情,他在"于子三事件"中体现出来的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一直让我倍感钦佩。(于子三是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因参与反对反动政府,被军警特务秘密逮捕并杀害。时任浙大校医的李天助检查尸体后,顶住压力,以权威身份向社会说明于子三烈士是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而非"自杀"的事实。)当时,我对民进的感觉是这个组织的成员素质很高,待人热情真诚,有很强的正义感。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会后,李老就开始不断地给我写信。在信中,李老向我讲述民进光荣的会史,介绍民进的先辈,宣传统战理论,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工作等等,并一再地邀请我加入民进,其言辞之恳切让我为之动容。更令我感动的是,将近八十岁高龄的李老先后两次到绍兴约我当面交谈。在得知我的爱人也不是很支持的情况后,在李老约我谈话的同时,省委会还专门安排一位女干部到我家里做我爱人的工作,可以说是左右开弓。与此同时,时任绍兴市统战部长徐书生同志也找我谈话,他给我介绍统战知识,并说加入民主党派也是为党工作。就这样,我对民进、对党派工作的认识就越来越深刻了,并最终加入了民进。我当时也是感慨万千,说了一句话:"精诚所至,顽石为开呀。"因为当时也有其他民主党派在邀请我入会,但民进做的工作最多。入会时,李老亲自担任我的入会介绍人,还有一位就是陶永铭老师。陶老师和我都是教育系统的,他为人正直厚道,在绍兴教育界声望很高,我和他也比较熟悉,而且当时陶老是绍兴民进市委会的主委,也多次和我促膝谈心。由他们两位作我的介绍人,我也是感到很自豪的。

  要"大分子,小分母"

  1990年11月10日,召开了民进绍兴市第二次会员大会。当时,我已经在绍兴市教委工作,担任教委副主任一职,而且刚好带队在诸暨化泉乡进行路线教育,因此我没有参与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临时从诸暨回来参加会议。在第二天的选举大会上,我很荣幸地被选举为主任委员。
  面对组织的重托,会员的信任,我深感压力巨大。会后,我抓紧时间学习统战理论、民进会史,同时走访各个支部和会员,了解党派的工作现状,广泛听取会员所在党支部和会员们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我感觉到,我们民进的人数偏少,而且会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参政议政的力量比较薄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比较小。而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就要从发展会员和支部建设上下功夫。当时,我们民进的支部多为综合支部,由于会员分散,组织支部活动就比较困难,更别说集聚会员的力量和智慧了。特别是离退休支部,就连最基本的活动都无法开展,为此,老会员们的意见也非常大。当时有这样一个细节,有老会员在天气并不寒冷的季节穿着棉衣来参加会议,寓意"心冷"。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对一些支部进行了重新整合,分解了一些综合支部,成立单一支部,把离退休会员分散到各个支部。这样,正常的支部活动就开展起来了,党派的凝聚力、战斗力也逐渐增强了。与此同时,考虑到我们民进的会员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而当时绍兴一中、稽山中学、文理学院都没有我们的组织。像文理学院的几个会员,甚至挂靠在附中支部,因此,我们在这些教育系统的重点单位发展会员,成立支部,这样就逐步扩大了我们民进的影响力。
  当然,在发展会员的过程中,我们严把入会关,遵循"宁可少一些,但要好一些的"原则,要"大分子,小分母",尽量争取精英分子加入我们民进,以此提升我们民进的形象。我们还让一些和民进走得比较近的年轻人在入会之前就参加我们的活动,让他们亲身了解我们的工作。像有一次,我印象就特别深刻,就是陈伯怀同志。他当时还不是我们的会员,也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我在上面讲话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同志因身体不适,当场晕倒了,陈伯怀同志马上就把他扶起来,并张罗着一起送医院。这一插曲让我们很多同志觉得陈老师这位同志不错,并最终把他发展成为我们的会员。
  在发展会员,组建支部的过程中,我们还想方设法积极争取相关单位党组织的支持。1991年的年底,我们组织了第一次恳谈会,邀请市教委等对口联系部门和有关单位的中共党组织领导人参加会议,向他们汇报民进工作,听取他们对民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我觉得,只有让他们了解了我们民进,了解了我们的工作,才会在组织发展、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推选等方面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也才能逐渐提升我们民进在绍兴的社会声望。
  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向其他地市学习。1993年,在省委会开会时,我和湖州、嘉兴的主委在一起谈论工作,大家一致认为,杭州、宁波市委会的工作开展得最好,而我们三个地区无论的经济条件,还是会员的情况都特别的类似,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能不能有一种组织形式,相互交流工作,共享经验,由于湖州以前叫湖兴,我们就命名为"三兴会议",并决定一届任期内,中间三年,轮流组织主持一次会议。后来杭州市委会也要求参加,又命名为"两州两兴会议"。

  "为你服务我光荣"

  在抓好自身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尽我们的力量开展了一些社会服务工作。一是送医下乡,这也是受到省委会工作的启发。当时,省委会安排了杭城几个有名的医生会员到市老干部局开展送医活动,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就觉得,我们也有医疗系统的会员,也可以开展这样的活动。考虑到我们的力量比较薄弱,我们还联合了农工党市委会、九三学社市委会,基本上每年一次,到上虞,绍兴县一些偏僻的乡镇开展医疗服务。因为当时,由于受到交通不便、经济条件不好等因素的影响,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民兄弟到城里看病特别不容易,所以我们每次下去都很受欢迎。时间,我们一般安排在八、九月份。天气也非常炎热,大家都是冒着酷暑,忙起来的时候,甚至都来不及擦把汗。
  二是送书下乡。1998年年初,考虑到一些偏僻的学校因为经费问题没有图书室,我们发起了向"希望图书室" 捐书捐款活动。会员们也是全力支持,有的捐书,有的捐款,捐上来的款项,我们再去书店购买书籍。并由陈伯怀同志去联系一所学校作为我们捐助的对象。年底,我们在东湖镇东陈完小举行了赠书建立"希望图书室"的仪式。仪式简单但很隆重,整所学校就像过节似的,看着孩子们开心的笑脸,我们也觉得特别的欣慰。第二年,我们再次发动会员向这个学校捐献了图书。
  三是创办了越进学校,学校的招生对象是高考落榜生。因为当时高考的录取比例还比较低,我们创办这一学校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落榜生有重新上大学的机会。这个名字也是很讲究的,"越"代表我们绍兴,"进"既有"民进"之意,又有"越来越进步"的寓意,希望通过我们的教学,帮助他们提高成绩。校址就在原来的三中,因为当时,陈伯怀同志在三中担任校长,我们就借这个便利,调剂一些空教室,安排会员及部分会友作为师资,学校上课以夜校为主。当时,学校具体的工作是郑保华副主委负责,那时郑主委的年纪也已经比较大了,晚上还要去看看晚自习的情况,学生就寝的情况等等,工作非常负责,也非常辛苦。通过办学,不但帮助一大批落榜考生重新考上了大学,而且也因此发展了不少优秀的会员。因为通过一起办学,让一些优秀的老师了解了我们民进,像绍兴一中的第一批会员,好几个都是我们一起办过学的。
  我们还开展了其他一些活动,如我们举办过一次书画家作品义卖活动。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义卖活动的前几天我真的很担心,如果没人来买怎么办,以至于晚上都睡不好觉。不过,活动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把所得的款项全部捐献给了当时的河道整治工程和其他公益事业。我经常和会里的同志说:"能够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服务工作,虽然辛苦,却很光荣!"
  2001年,又到了换届之年,当时文件规定,1939年以前出生的主委都不能再连任主委一职,虽然我是1940年的,但是,第一,我感觉自己年纪大了,第二,我们党派的后起之秀很多,应该把机会让给年轻人,所以我写了一份"不再提名的请求",一式4分,分别交给市委会、省委会、市统战部和时任绍兴市委书记董君舒。到了2001年的10月份,民进绍兴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我就从主委的位置上退了下来。陈伯怀同志当选为新一任主委,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陈主委的领导下,我们党派的工作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了。(本文系市委会口述会史重要成果,由会员张来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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