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绍兴鲁迅纪念馆建馆六十周年，对于这个特殊的日子，人总会有一些特别的思考。
六十年，就时间而言，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是很短的，甚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将它放在一个具有某种生命意味的组织或个体里，那就不能算短了。在时光的流逝里，能留下一些反思，或许会有益于后来者前行。
　　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以鲁迅的这句话用来检讨纪念馆这六十年来的观念与行动的选择，尤其是当下的观念与行动的选择，这对于绍兴鲁迅纪念馆未来的走向，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今天已经六十岁的绍兴鲁迅纪念馆，面对当下的文化现象，面对当下如火如荼的旅游热潮，是否具备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判断与选择，是否具备着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勇气与雅量，是否具备着耳顺的境界而名副其实地尽起鲁迅纪念馆应尽的责任与担当来？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层思考，本身就是对于鲁迅精神纵深理解的又一大命题。
　　六十年中，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绍兴鲁迅纪念馆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先生精神的本质被掩盖、精神的价值被掩盖、精神的丰富性被掩盖。在这样的特殊阶段中，纪念馆的责任与担当因残酷的外部客观环境而弱化，但这弱化里显然也有着一定的主观原因而顺从。最后，纪念馆有意无意地成了那个时期脱离大众现实需要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有意无意地成了与鲁迅精神的守望者本质相背离的“摆设”。这样说或许会显得很残酷，我们虽然有理由对于那个时期的特殊性说出一大串冠冕堂皇的观客理由而自慰，但回首往事，作为吃鲁迅饭的我们，对于纪念馆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对于那个特殊时期的盲从，灵魂深处还未曾有过在良知上作无情的反思与自我批判！
　　改革开放后，纪念馆开启了六十年中的第二个阶段，新时代的活力，文化遗存合理利用的观念替代了僵化的文化遗产保守意识，那份事业又让人有了憧憬的希望。可惜好景不长，刚走下神坛的鲁迅又被人架上了商潮滚滚的战车。三味书屋里的读经声；故居、祖居里的叫卖声；台门里的锣鼓声；街区里的吆喝声。鲁迅故里、馆内馆外，只要有人出钱，几乎什么地方都可以作为产业资源加以拓展与利用。鼓噪声里，我们为分得一杯小羹而暗暗地沾沾自喜，对于责任与担当，只好在失声与装傻中再作一次有意无意的忘却。这出正在越演越烈的“戏”，我也一度曾参与其间，今天，我的惭愧常常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梦魇。有位热爱鲁迅的朋友对于眼前的圈钱热，不久前私下里对我忧伤地说：“想钱想疯了。”话虽偏激，但我对此却无言以对。
　　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有着时代的特殊性，纪念馆对于自己的责任与担当有着某种客观的无奈，这无奈，为外力下的被迫。那么，第二阶段的为钱而迷惑则是内心的冲动追求，这一外一内，成因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内心冲动所呈现出的姿态，则更让人不安。这样的选择，我深信岁月总要还我们以羞辱。作为鲁迅文化的守望者，我们拿什么向后来者回答我们今天的选择？
　　郁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鲁迅对于故乡的馈赠，物质也罢、精神也罢，我们已无法以量计算，唯有加倍珍惜先生，才无愧于先生给予故乡的荣耀。
　　当年的鲁迅对于将来是不抱希望的，所以他更看重的是着眼于当下的变革，而变革首先需要明了自己的责任与担当。面对昨天的政治狂热，面对今天的经济狂热和将来的未知狂热，纪念馆何去何从，都需有自己的一份清晰底线。不管历史的走向如何，今天或者明天，有关鲁迅纪念馆的责任与担当，我们都应该有清晰的认识与坚定的选择，那就依然是这样一个明确的主题：揭示鲁迅精神本质，启迪社会精神文明。
　　鲁迅纪念馆是否可以不再为某一个时风所左右，是否可以不再让鲁迅成为某个时期的工具，是否可以为了纪念馆的责任与担当向某些东西说不。这些命题虽然看似简单，但要真正理解和实践这些命题却是任重而道远的事。（作者为民进绍兴市委会委员、市政协委员、绍兴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