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经过故居原先那扇不大的石库门，我总会习惯性地放缓脚步，视线与门上那块蓝底白字的门牌对接一下，“都昌坊口19号”——先生的家，我养家糊口的地方。我仿佛听到先生的声音，微弱但是清晰。因为免费开放需要，现在这个入口已经弃用，但仍有游客在门前拍照留念。
十多年前，我就在故居旁边的一间老屋里办公，报到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穿过几条曲径通幽的青石板小道，一位业务馆长接待了我，在一个古色古香的老台门里找到他时，他正在查阅资料，一手夹着卷烟，一手拿着本书，恍惚之间，我有种见到先生的敬畏。“日常工作大致就是陈列布展、鲁迅研究和观众接待。先熟悉起来，再进入角色。”记得他这样对我说。随后送我一本《绍兴鲁迅纪念馆简介》的小册子，领我到各个部门走了走。我特意留心了下工作环境：办公地点都在先前的老房子里，地面铺着红漆斑驳的木块，脚踩在上面嘎吱嘎吱作响，办公桌还是那种实木做的写字台，大多已经陈旧，除了简单的办公用品，上面放着全是鲁迅有关的书报杂志，资料室里的老师好像伏案在写前言之类的文稿。在钢筋水泥的都市里居然还有这样一处保存完好的老宅，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还有这样一群“不合时宜”的文化人，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说来惭愧，之前我从未到过鲁迅纪念馆，对于先生的了解仅限于中学课本里面的一些“专业知识”，在生搬硬套加上死记硬背“应试”过后近乎忘却，留下先生“横眉冷对”的形象几成思维定势，我对先生并无亲热可言。绝难想像，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先生的忠实信徒。
　　我与先生的关系从书本转移到了地面。因为工作需要，我走进展厅，走近先生，那些先生曾经用过的实物一天天映入我的眼帘，一次次浸润我的心扉。人言先生的文字如投枪匕首，而书法竟如此平和温润？默诵先生留下的那些手稿，内心油然而生的是温暖和敬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先生笔下、那些在我看来带些童话色彩的文字场景，由想像化为现实，每天浮现在我的眼里——百草园内草木葱茏，早字桌前回声依稀。利用“家人”的特权，我走近三味书屋那张先生用过的早字桌，零距离与先生刻下的那个早字亲近，轻轻拂去上面的积尘。回忆起来，我很感激曾经做过、单位要求、久成惯例的那些杂事，诸如临时去纪念馆展厅、三味书屋当班，最心仪的还是去三味书屋门口替先生看门——我视为先生“书房”的那扇竹丝小门，沾点先生的文气；陪同媒体朋友去先生儿时避难过的皇甫庄、安桥头采风——水乡风貌依旧，只是乡人生活境遇大变，临河别墅林立，早已没有先生昔日笔下的韵致景象，想是先生的梦里水乡吧。日积月累，在先生的气场里，从心底里，我终于找到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大概是耳濡目染、心为所动的缘故，并无文学天赋的我，凭着曾经写过点儿信息的“浅薄”功底，竟然异想天开地动笔写起先生来。我最早撰写有关先生的作品是进馆二月后的《“三味”说法种种》，发表在当地媒体上，随后又写了《鲁迅故居和鲁迅祖居》，大致属于参观后所思所想的“观后感”一类小作，现在看来纯属小品，但确是献给先生的一瓣心香，或者说“见面礼”。
　　我在先生家里干过的活并不算少，资料研究、三产经营、活动策划、后勤保障、宣传报道、公文写作等，几乎都曾涉足。从勉为其难到尽力用心，我总是试图做好每件小事。我的职业生涯最长的要算延续至今的文稿写作，靠笔杆子吃饭，能与先生做件同样性质的工作，当属幸事。从实施鲁迅故里保护一期工程到鲁迅纪念馆实现整体免费开放迄今，笔触所至，既有工作要求，又有自身诉求，欣逢盛世，能够用自己这支秃笔记录先生家事，由此证明自己点儿“途用”，乃至改变自己的人生，之前，我连想都没想过。
　　我早期的公文写作现在看来多数属于“八股文”——标题很大，调子很高，意义很远，力求与先生“名门”对接，先生的家和他本人一样被冠以太多“至高无上”的桂冠，如此“高大全”创作自然不会犯“路线”错误，却有“假大空”嫌疑。后期我的文风渐趋平实，譬如标题以小见大，甚至不再劳神费力寻求对仗工整；譬如内容以情动人，在字正腔圆的上报材料中加入诸多鲜活生动的佐料；譬如意义重于联系当下实际，甚至带些爱憎分明的主观感受。不能完全“为所欲为”，带点真善美的“叛逆”总是可以的吧。用“凡人凡语”让那些“正经八百”的材料用读者喜闻乐见的面孔展示出来，我以为更加符合先生本意。我最得意的作品并非公开发表“传播先进文化　　打造精神家园”之类的遵命文学，而是编辑至今内部交流的百期通讯内刊，那是我“寄”给先生的一封封家书——文约事丰，情真意切，先生诞辰百年后尚能得悉“家”事。
　　从鲁迅故居到鲁过故里，从文物保护到旅游开发，从购票参观到免费开放，这十年来，先生的家发生巨变，可谓“家业兴旺”，有幸亲历，除了第一时间发布“豆腐干块”的消息报道以飧读者，我额外做的几只“豆腐包子”是公开发表、自己命名的所谓“景区组稿”：总有十余篇文章，大都使用第一人称，随笔散文体载，从不同视角向读者介绍景区旧貌新颜。尽管文笔尚存疵瑕，实属贻笑大方，替先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的心意却在其中。记得我的老师曾经这样忠告过我——人身处某个组织，理应努力对这个组织有一个全面客观的理解，在理解的过程中构建起自已的专业知识，并用这个专业知识向社会提供专业信息，最后达到服务于社会的目的。我吃的是“鲁家饭”，让街区上那块高高在上、金光闪闪的“民族脊梁”匾额变得“贴地接气”一些，理应做好这些份内的事，游手好闲的“台门货”向是先生所厌恶的。
　　几年下来，先生“因公”给我提供的这个平台，“迫使”我不断学习、不停动笔，“就事论事”的结果，从怕写作到会写作，叙的难关基本打通；从怕先生到亲先生，情的代沟日渐消除。
　　我最受感动的一件小事是“章贵老人送书”。他是先生笔下人物原型闰土的后代，也是先生家的一位忠实的守望者。古稀之年，抱病上门，向鲁迅纪念馆及我的同事捐赠陪伴自己一生的数百册有关鲁迅研究的珍贵书籍。“这里是最好的归宿，希望还能发挥点儿作用。”不搞捐献仪式，不要收藏证书，简单的一句话表达了老人对先生的感恩之情。这几年，我有幸经历了先生家里发生的一些人事，印象深刻的是先生诞辰125周年期间举办的“文学巨匠后裔对话”，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五位文学巨匠的后裔齐聚鲁迅故里，海婴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是那么的清晰，尔今斯人驾鹤西去，让人不胜嘘唏！能够留下这些载入史册的话题，当然还要感谢先生“成全”的这桩美事。此外便是结识版画大师赵延年，他向鲁迅纪念馆慷慨捐赠鲁迅文学作品插图版画作品，为鲁迅纪念馆馆藏版画选作序——言及做好本份工作等等，或耳闻或目睹，耄耋之年仍然握刀向木直抒胸臆，那种对民族对未来对人生的真情美意，莫不令我深受感动。屈指数来，我和赵老的交情已过“七年之痒”。每年收到赵老寄赠的原创贺卡，我都会写点有关赵老和版画的短文。先生是新兴木刻倡导者，由此向先生致敬、向先生学习，当属情理之中。“刻下去的每一刀，都要有情有义。”记得赵老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刀木人生。推而广之，写出来的每个字，画出来的每幅画，说出来的每句话，做出来的每件事，还有其它等等，是否都要去伪存真，有情有义。赵老的版画人生让我深思。之前，我对版画一无所知，赵老让我看到“弘扬先生精神”并非高不可攀，而是可以自己做起。
　　这是一个流行“神马都是浮云”的年代，我幸得先生的庇护和栽培，那个像装在渔夫瓶子里的“心魔”最终没有“出逃”。我开始重读先生原著，先生家世，先生书信，先生亲友访谈录，专家学者对于先生的一些最新解读，我甚至到国家图书馆借阅先生抄录的《恒训》手稿，对纪念馆一些老同事上门进行座访——我有个小小的心愿，用口述馆史的形式，留下一些永久的记忆，现已整理发表二篇。先生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在我心中逐渐明朗起来。我开始变得有些“另类”，业余生活不再电视游戏消磨光阴，取而代之的是乐此不疲笔耕不辍，书评、展评、散文、言论、杂感，时有见报，我既非党员也非官员，做些先生般的“人的文学”，我很享受其中带来的乐趣。从叙到议，我的文笔由此转型。“夫人苟非有至性，则其情必不深，乌能传于后世乎？”先生让我明白许多。
　　在物欲喧嚣、功利趋重的当下，先生遭人神化、误读，甚至亵渎、曲解的情况时有发生。我就曾经历过一场“维权运动”。那是某次“世界禁烟日”来临之际，有“好事者”借题发挥，在媒体上呼吁，要求有关方面更换鲁迅故里的标志性建筑鲁迅景墙上“鲁迅吸烟”的形象——此人是我尊敬并且熟悉的一位文友。文章见报后，先生到底该不该“戒烟”，一时众说纷纭。要不要反驳，公私之间，我有过思想斗争。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换景墙，强迫先生“戒烟”，最终大街小巷还是吞云吐雾，倒是先生不愿看到的。最终我还是拿起笔杆，在相同报纸相同栏目上发表言论《让“鲁迅吸烟”又何妨》，小文发表后，我在忐忑不安中以观后效，好在多数网民都偏向我这一边，替先生“维权”终于取得胜利。
　　对我而言，鲁迅纪念馆更像是鲁迅文学院，我每天都在从事与鲁迅有关的“文学创作”，我戏言自己在《与先生“谈情说爱”》，与其说是在替先生发扬光大“主体思想”，倒不如说是在“精心浇灌”自己心灵的原野。活在先生的世界里，我庆幸自己找到了幸福的秘笈。先生是我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