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观念、教育思想），政治观念以及其统率下的教育思想指导教育行为；观念、思想具有相对独立性，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政治观念、教育思想的变革往往是滞后的，这是阻碍当前教育改革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教育行政部门对具体教育行为的过多干涉是应试教育阴魂不散的直接的原因。
　　教育，古今中外，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二个因素：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对教育的影响是最基础的。二是政治统治的需要，这对教育的影响是最直接的。这二者一上一下，把教育夹在了中间。说到中国的教育问题，不能不提这二者。否则就会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加上当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当时的教育不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科学知识的讲授，也不对受教育者进行职业技能的培养。这些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奇巧淫技”，被后人尊称为大教育家的孔子对此就不屑一顾。谋生之道，只需师徒相传就可以了。
　　而当时的政治统治则需要人们养成服从的习惯，要求教育把重点放在道德修养的灌输和训练上。所以“四书五经”就成了读书人的必修课。学而优则仕，教育是为了培养状元，为了日后能当官。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说法就是由此得来。
　　至于说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当时无法被论及的。因为在封建社会，个人除了皇帝是高贵的，其他的人都是奴才罢了，谈什么发展。知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就行了，人权，个性、隐私等等一概免谈。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勿庸讳言，在教育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依然不能充分肯定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因为在政治层面上，我们强调的是“螺丝钉精神”、“一块砖”精神。至于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被局限在理工科教育这个狭隘的领域。不客气地说，我们忽视了人，忽视了个人。在无意中，我们继承甚至强化了封建等级观念。具体到教育行为上，我们的教育者根本没有必要考虑自己的教育对学生本人的影响，只要我们是按照上级指示办的；而学生也没有权力考虑接受教育对自己的影响，学生应该考虑的只是自己是不是符合上面的要求。换句话说，在政治命令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失去了自我，都必须听令行事。而发号施令者当然不会为此感到有何不妥。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听令行事的，只有居于权力顶峰的人才是真正的发令人。谁会认为自己处在那样的位置会犯错误呢？
　　这种教育观念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除了受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客观条件影响之外，更主要的是由当时上层的政治理想决定的。这是整个时代的失误，不是教育本身的错误。
改革开放，经济领域的变化最大。表面上看，是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经营方式等等的变化，实际上，这些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观念的巨大革新，那就是由人为的强制性地消除贫富差别追求绝对平均即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变为承认贫富差别进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没有这个认识上的更新，经济领域的改革是不可想象的。而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转而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更是政治观念的一个重大突破。它表明领导层承认了国家职能的局限性，政府事实上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也没这个必要，大包大揽的结果反而是造成了许多新的难题。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理解为政府承认自己越位了，改革表示政府开始归位，这个过程充满了坎坷。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势必要求政治领域的改革。在中国，这是一个格外敏感和充满风险的话题，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教育与政治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甚至超过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我们的教育直接承担了太多的政治责任，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其实离我们的教育都还遥远。政治改革的滞后自然也就造成了教育改革的举步维艰，使得教育改革只能在一些表层问题上做文章，如大学扩招、办几所私立学校、改变一下考试科目、提倡愉快学习、研究性学习等等，我们的确不应该忽视这些改革所取得的经验和效益，但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些改革措施顶多也就类似1992年以前的经济改革。这个阶段是必须的，但也是过渡性的，看不到这一点，教育改革就难以深入。
　　至于这些年被社会舆论大肆鞭挞的应试教育问题、教育腐败问题，说到底只是教育领域深层次矛盾的一个现实反映。
　　比如多年来中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一个最直接和现实的原因是行政干预，是以行政手段认可并强化学校之间开展的恶性竞争。这种干预来自县（市）教委、县（市）委县（市）府。因为按照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高考以省划片，省教委不必操心高考上线人数。但到县市这一级情况就不同了，县市与县市之间在展开竞争，说好听的，是为了本县（市）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说实在的，这是政绩，是升官的资本之一。县（市）里可以凭此向省里邀功，县（市）教委需要以此向县（市）委县（市）府请功。于是许多地方每年学校开学初都要要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召开高三工作会议定指标，给各校制定升学指标。完成，奖；完不成，罚。学校怎么办？分割指标，落实到人。完成，奖；完不成，罚。教师怎么办？教师能怎么办，只好拼命抓学生。多抢点时间给学生多讲点，因为你不抢这点时间可能就被别人抢了。多布置些作业，因为你布置少了学生就不重视你这科了。学习方法？教育规律？免谈吧！你抢不到时间、抓不住学生，还能谈什么方法、规律？这也就是教育的初级阶段吧。教材有问题？管它呢，反正高考考什么咱们教什么！学生太累了？谁让他们赶上这样的好年代呢，幸福需要付出代价啊！这样做有违教育初衷？那也总比让我下岗好吧，劳动是谋生的手段嘛，忍着吧，你啊！
　　于是，我们的教师不象教师了，顶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称号，理直气壮地或者无可奈何地摧残着学生；我们的学校也不象学校了，象牙塔内的庸俗丝毫不亚于灯红酒绿之处。这一切，难道只是教师的错？
　　现在有人把学校只重视考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责任归咎于社会，认为这是迫于学生家长的压力而采取的对策。比如前些时候有报道说某地学校按照上级要求不再组织学生补课了，家长意见很大，学校无奈之下只好继续补课。乍一看还真是这个道理，可再一想，问题就出来了。第一，家长有意见的事多了：校服问题家长有意见吧？乱收费问题家长有意见吧？在这些事情上学校的整改动作那么缓慢甚至根本就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怎么单单在补课问题上如此重视家长们的意见呢？在补课问题上，学校真的是无可奈何还是顺水推舟，难道还不清楚吗？第二，休息日不得补课这有政策的明文规定，怎么能够根据家长的一方意见就否定制度安排呢？以前只听说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想不到现在又多了个“不补不足以平民愤”。不知学校的法治意识何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法治意识何在？学校现在还有一个常见的托词是：“我们学校不补课，别的学校在补，我们吃亏了！”家长们也这样要求不补课的学校：“你们不补，别的学校在补，我们的孩子要吃亏。”于是象阿Q造反喊着“同去、同去”那样，各个学校也就“同补同补”。法不责众观念，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连双休日补课这样明目张胆的行为都制止不了，我们还能对治理教育腐败问题抱有信心？
　　尊重民意的背后，其实是各类学校的媚俗，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失责，是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以自己的媚俗与失责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也可以这么说，现行教育的最大弊端，乃是教育者的目中无人（学生）。一味指责教育者是懦弱的行为，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我也有太多的被“逼良为娼”的感觉。教育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决非仅仅是教育领域内部的事，也不是靠教育领域自身的力量就能改变得了的。
跳出教育看教育，把教育改革放到整个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下来看，惟见：“路漫漫其修远兮”！（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