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时代，越地巫术便很盛行，古越地以“巫”命名的地名不少，如巫里、巫山等，并且越王勾践曾葬巫于江中以祸吴船。到了汉代，因受汉武帝重用，越巫兴盛一时，此后越巫逐渐回归民间，在民众中广泛流传，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对于两汉越巫，学者虽有所言及，但较少作专门研究，基于此，笔者参考两《汉书》、《论衡》等相关资料，对汉代越巫文化作一全面考察。
　　一、交通鬼神
　　（一）祈神
　　巫重要的职事便是求福于神，通过祭神、祈神、降神、媚神等手段取悦于神灵，从而达到神灵保佑的目的。这在屈原《九歌》中有很好的表现。现存文献中也有越巫迎神、降神的记载。《后汉书·列女传·曹娥传》：“孝妇曹娥者，会稽上战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曹娥之父是越巫，其迎神溺水而死，便是典型的迎神例子。
　　（二）占卜
　　巫还有沟通神灵，先卜凶吉之职能。占卜起源很早，占卜形式是多元的。如上所说，早期巫的政治地位很高，占卜亦往往与政治密切相关。随着巫回归民间，各类占卜在民间很盛行。众所周知，商人以龟骨占卜，周人以蓍草占卜，而越巫占卜之法更为奇特。越巫长于鸡卜。《史记·封禅书》：“是时（汉武帝元封二年）既灭两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殴王敬鬼，寿至百十六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史记·孝武本纪》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持鸡骨卜，如鼠卜。”张守节《史记正义》：“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此法也。”《汉书·郊祀志下》：“越祠鸡卜自此始用。”颜师古注引李奇曰：“持鸡骨卜，如鼠卜。”后世鸡卜形式丰富多样，除鸡骨卜外，还有鸡蛋卜、鸡脏卜等。在汉代，越地卜筮非常盛行。世人多认为巫者能先卜凶吉。《是应篇》：“巫知吉凶，占人祸福，无不然者”。《卜筮篇》：“俗信卜筮。谓卜者问天，筮者问地，蓍神龟灵中，兆数报应，故舍人议而就卜筮，违可否而信吉凶。”因此，鸡卜当在民间比较盛行。对于巫之辞，王充多有所批判。《订鬼篇》“是以实巫之辞，无所因据，其吉凶自从口出，若童之谣矣。童谣口自言，巫辞意自出。”
　　二、辟邪禳灾
　　（一）厌胜
　　所谓“厌胜”指的是巫者借助某种手段战胜或解除灾祸，从而获得平安吉祥的一种巫术。越巫颇长于“厌胜”之术。《汉书·郊祀志》：“上（汉武帝）还，以柏梁灾故，受计甘泉。……勇之乃曰：‘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文颖曰：“越巫名勇，谓帝曰越国有火灾即复起宫室以厌胜之，故帝作建章宫。”张衡《西京赋》：“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用厌火祥。营宇之制，事兼未央。”李善注：“‘兼’，犹‘倍’也。所以顺巫言也。”《太平御览》卷188引《唐会要》：“汉柏梁殿灾，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厌火祥。”由此可见，越巫勇试图以能降雨之鱼的图纹来消除火灾。这种做法是否有效值得怀疑。《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臣闻西京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以厌火祥；乃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充巫蛊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汉代流行的镇墓瓶文字中，往往出现“天帝使黄神越章”、“天帝神师黄越章”等称号。传世汉印也多有“黄神越章”、“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等。《抱朴子内篇·登涉》：“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可是，“黄神越章”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驱鬼避邪的厌胜之物。
　　（二）解土
“解”，便是解除、解脱的意思，所谓“解土”便是借助巫术解除因动土功而触犯“土神”所招致的灾祸。对此《解除篇》有较详细的记载：
　　世间缮治宅舍，凿地掘土，功成作毕，解谢土神，名曰“解土”。为土偶人，以象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后，心快意喜，谓鬼神解谢，殃祸除去。
在此，王充描述的是比较正规的解土巫术。一些解土仪式则比较简单。钟离意，会稽山阴人，东汉时期颇有政绩的官吏。《后汉书·钟离意传》注引《东观记》：
　　意在堂邑，为政利爱，轻刑慎罚，抚循百姓如赤子。初到县，市无屋。意出奉钱帅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争起趋作，决日而成。功作既毕，为解土，祝曰：“兴工役者令，百姓无事。如有祸祟，令自当之。”人皆大悦。
　　钟离意自己进行解土，显然是一种非正式的仪式。由此可见，这类巫术在越地比较盛行。
　　三、祝诅治病害人
　　（一）治病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巫与医往往不分，治病亦是巫者的主要职能之一。巫者治病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之一便是通过祝诅给人治病。《言毒篇》：“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祸者，生于江南，含烈气也。”黄晖注曰：“此文谓江南诸巫，皆能此术也。”《太平御览》卷742谢承《后汉书》：“妫皓字元起，吴郡余杭人。……皓母灸疮发脓，皓祝而愈之。”葛洪《神仙传》中有刘纲夫妇斗祝的故事。《神仙传·樊夫人》：刘纲，上虞县令也。“庭中两株树，夫妻各咒一株，使之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胜，数走出于篱外。”
　　（二）害人
　　虽然有一些用于治病救人，但更多的祖诅被巫者用以祸害别人，以实现自身利益，这种巫术往往被称为“凶巫术”或“黑巫术”。从文献记载来看，越巫不仅擅长于祖诅，而且这种巫术产生得很早。《越绝书·外传记地》：“江东中巫葬者，越神巫无杜子孙也。死，勾践于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祸吴人船。”这便是以巫者祖诅害人的较早记载。汉武帝颇重越巫，与越巫善诅密切相关。《汉书·郊祀志》：“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颜师古注引应劭曰：“丁夫人，其先丁复，本越人，封阳都侯，夫人其后，以诅军为功。”可见，丁夫人便是越巫。这一记载亦见于《汉书·西域传》。再如，
　　武帝时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数以为害。武帝欲验其道，令巫诅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诵吟经论，不能伤害，而巫者忽死。（《风俗通义·怪神》）
这便是典型的巫以祖诅害人的例子，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董仲舒丝毫无恙，而越巫反倒地暴死。王充对越巫擅祖诅的原因作了解说。《言毒篇》：“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脤胎肿而为创。南郡极热之地，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祸者，生于江南，含烈气也。……四方极皆为维边，唯东南隅有温烈气。……东南隅，阳位也。”王充不信巫者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对巫术的解说显然不尽合理，难以让人信服。
　　四、祭祀丧葬
　　（一）祭祀
　　巫者主祭的仪式产生得很早，到了汉代之后，虽然国家重大祭祀不再由巫者承担，但日常祭祀活动往往由巫者承担。汉高祖时，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并立有梁巫、晋巫、秦巫、荆巫等。汉武帝灭两越之后，听信越人勇的建议，“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史记·封禅书》）。《汉书·地理志》记载，云阳有“越巫卯襄阝祠三所。”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卯，音辜桀之‘辜’，越人祠也。”如上所说，自越王勾践以来，越地巫风盛行。到了汉代，巫祭之风依然极其盛行，以至百姓因此而穷苦潦倒。《风俗通义·怪神》：
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赋敛受谢，民畏其口，惧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或贫家不能以时祀，至竟言不敢食牛肉，或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其畏惧如此。
　　（二）料理丧葬
　　汉代人认为，人死后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视死如生”的思想影响下，汉代非常重视丧葬，厚丧之风盛行，人们往往将死者生前的生活“复制”到墓中，使之像生前一样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汉墓出土的大量的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陪葬品便说明了这点。不仅如此，为了让死者能够生活得很好，人们往往还要请术士在墓中安放神药以及写有“镇墓文”、符箓的朱瓶。如1972年陕西省户县朱家堡汉瓶上的镇墓文写道：“生死异路，相去万里。从今以长保孙子，寿如金石，终无凶。何以为信？神药厌镇，封黄神越章之印。如律令。”1985年浙江金华东汉墓也曾出土一个疑有魂瓶之效的青釉五孔罐；浙江衢州、金华一代在东汉时也出土过一批类似魂瓶的五管瓶等。这些表明，汉代越地巫者亦曾参与丧葬活动。
合而言之，汉代越地巫风盛行，各类巫术广泛流传于民间。这些巫术形式多样，包括交迎神、驱鬼、占卜、辟邪、禳灾、治病、祖诅害人以及祭祀、丧葬等。这些虽然有些不少是巫者的共性，但也表现出不少特性，如鸡卜、祖诅等。巫文化成为民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巫文化展现了越地文化的独特个性与魅力，是汉代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