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刘大白这个绍兴人也算是个重量级人物了，在我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教育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种种原因，今人对他关注不多，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刘大白是谁。
　　刘大白是文学家。“五四”时期，他积极投身新文学运动，与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并称“浙江四杰”。他与郭沫若、许地山等都是新体诗的倡导者，并以其大量的诗作蜚声诗坛。他用民间口语创作的歌谣体新诗《卖布谣》、《田主来》等曾传诵一时，解放后一度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刘大白又是教育家。他先后在山阴县学堂（今绍兴蕺山中心小学）、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今杭州高级中学）、杭州安定中学（今杭州七中）、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今绍兴一中）、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校任教凡十余年。此后担任过浙江省教育厅秘书、国立浙江大学秘书长（当时实行大学区制，大学兼有教育厅职权），后又应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蒋梦麟之邀，出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辅佐蒋氏以司中国教育大权，还一度代理教育部部务。
　　就是这个名重一时的绍兴人，他生前的一些故事颇具异彩，至今犹耐人寻味。
　　民国初年，刘大白因在报纸上发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诗文而遭到通缉，乃逃亡日本，后又流亡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故深通日文和英文。上世纪二十年代，刘大白任复旦大学教授时，一方面积极鼓励学生学习外语，说“即使读中文或新闻的，都要好好掌握一两种外文，以便阅读世界名著和外文报刊”；同时又告诫学生，作为中国人，除了练习口语的需要之外，平日在国人面前，在大庭广众之中不要乱讲外国语，否则有损国家尊严，“不成体统”。他尤其反对当时一些教职员在与同事或朋友聊天时满口洋话，在中文证件上用洋文签名，以冒充洋公民为荣的媚外行径。
　　刘大白颇负诗名，复旦大学校歌和当年复旦各团体悼念孙中山逝世的挽联都是由他撰写的，所以常常有人慕名而来，请他代撰贺联、寿联、挽联、祭文之类，并表示愿致以重酬。但刘大白颇不识时务，对此一概谢绝。他说：“我与你的长辈或者亲戚素昧平生，毫无感情，我怎么可以代为歌颂或代为哀悼，这岂不是无病呻吟吗？”对于一些人借送挽联祭文为官僚财主歌功颂德，刘大白更是深恶痛绝，称之为无聊的“庙堂文学”。他尖锐地抨击道：“一个土豪劣绅死了，家属就托请名人学者撰写祭文、墓志，说这人在世时如何‘热心公益’‘乐善好施’，说他死后‘邻里怀念’‘绅商惋悼’，连连给死人化装贴金，实是自欺欺人，令人作呕！”
　　刘大白生性孤僻，不善逢迎也不屑逢迎。平日在一些高官或话不投机者面前，刘大白往往不发一语，默坐终日。至于与同好谈古论今、辨利析弊，则议论风生，滔滔不绝。像他这种为人孤傲，对于一切事不肯苟且的人，本不是做官的料，可是后来阴差阳错，居然走上了仕途，而且官至教育部政务次长要职。按理说，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不放，千方百计“乘势而上”才是。可是刘大白不行。由于他不脱书生之气，不谙为官之道，终于未能适应官场权力角逐与派系倾轧。他觉得这样做官太累，在任才两年便主动辞职回乡。刘大白先后为官数载，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此后只得以卖文为生，以致长期患肺病连医药费都付不起，全仗好朋友解囊相助。他病故后家人无钱办理后事，丧葬全靠朋友帮助料理。朋友整理其遗物时看到，家中除了万余册藏书外（后由其家人转赠浙江大学），别无长物。
　　刘大白病危中曾写下遗嘱诗五首（遗嘱以诗示之，亦是另类），表示愿意将遗体献出，心肺可作医学研究之用；如不解剖，则将尸身抛于钱塘江。你道他为何希望水葬于钱塘江？他说是“乘长风破万里浪”，“作一次最末的旅行”。这个刘大白，其诗人意气至死未泯。
　　由此观之，刘大白这个绍兴人，无论其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人德，或是作为一个文人的文德，或是作为一个官员的官德，乃至作为一个死者的死德，都是很值得称道，也是极为难得的。说他值得称道，是因为他能够做到终其一生而不失书生本色；说他难得，是因为天下书生不少，而能够自觉保持书生风骨者不多。这样的人，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吾越乃名士之乡，其中不乏秉持书生风骨而不稍改变者。古代且不论，现代的就可以举出许多。因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令国人无限崇敬的鲁迅当然是的。马寅初也是。他身处困境，明知寡不敌众，单枪匹马还要出来应战，“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朱自清也是。他晚年贫病交加，宁可饿死，也不肯领取美国救济粮。刘大白也是。只可叹今天我们很多绍兴人（特别是一些以学者自许的绍兴人）竟不知道刘大白是谁，或者知道而漠然视之。
　　今人确乎有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