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就越国与庄子的互相影响，谈谈绍兴人的庄子情结，以冀使人认识到，这既是弘扬越医文化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也应是彰显绍兴优秀文化内涵之所需。
　　一、越国对庄子的影响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越国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件，对《庄子》的撰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可举《庄子》中的有关文字以为证：
　　《让王》说：“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玉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生矣！此越人之所以欲得为君也。”这是说王子搜以前的三代国君，都在政变中被杀，王子搜对此怖懼，恐为祸患，以其重生轻位，故不愿登基为王。这事为庄子所关注，所以，将它和类似事例罗列归束，借以寓言了他养生比权位更为重要的养生观，此所以有《让王》之撰作。
　　《徐无鬼》说：“勾践也以甲楯三千栖于会稽，唯种也能知亡之所存，唯种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鸱目有所适，鹤胫有所节，解之也悲。”春秋战国之际，“修、齐、治、平”是乱世精英们的热门话题，作为出世派学者杰出代表的庄子，自将治身视之为根本，故对无为治身的圣人，推崇备至，对有为治国的圣人（这种圣人，庄子提及时，有时前加“所谓”两字，如《胠箧》篇），抨击颇烈。文种只知治国，不知治身，卒致不得尽终其天年，实有背养生至正之道。庄子关注到类此事件，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文种在治身、治国问题上本末倒置，所以他不但强调“道之真以治身”，恐怕也是提出绝圣弃知说之由来。
　　又如《渔父》，唐西华法师成玄英疏：“渔父，越相范蠡也。辅佐越王勾践，平吴事讫，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变异姓名，号曰渔父，即屈原所逢者也。既而泛海至齐，号曰鸱夷子；至鲁号曰白圭先生；至陶号曰朱公。晦迹韬光，随时变化，仍遗大夫种书。”说虽未知所据，但作为一名治庄大家，言之凿凿如此，必非空穴来风，可信度应说很高。而庄子之论养生，对晦迹葆光，最为重视，范蠡“功成而不名居”，这种重治身而轻权位的做法，与其养生理念完全相一致，故就此事敷衍成文，作《渔父》篇，谁此以观，东坡之疑，实不免“持才气者多武断”之诮。
　　至于舜、禹之事迹以及用干越之剑来比喻“神”更值得宝贵的养生观等这些与越国有关的其他人、事和物，《庄子》中时而可见，不一一举。
　　二、绍兴人的庄子情结
　　绍兴人对《庄子》历来就有喜好，特别是对“道之真以治身”这至道养生之大旨，上虞的嵇康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位对权贵一点不买账、甚至有些目空一切的大名士，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庄周，吾之师也”，秉庄子之教、受《庄子》影响极深的这位乡先贤，不但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善真之要术。”而且顺承庄子论旨，还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养生论》，论中“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等文，无论思想观点、遣词用句，都直接从《庄子》来，其养生观完全与庄子同辙。此外，据陆德明《经典释文》，这位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还可能为《庄子》作过音义。就是连他平时一付“土木形骸，不加饰厉”，随随便便，不修边幅的模样、行径，也是受了庄子的影响。
至于魏晋崇尚玄学，虽说本于“三玄”，但清淡之风，唯《庄子》独盛。而谢安、王羲之诸名流，竟常把东山、兰亭等地的集会，当成了谈庄之沙龙，《世说新语》说，有一次，支遁、许询、谢安等人“共集王家。谢顾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否？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座通。”所谓“通”，就是解释义理，使之通畅之意，结果支遁率先完成，并以“叙说精丽，才藻奇发”，博得了众人的喝彩。又有一次，支遁去拜访王羲之，这位新任会稽长吏的大名人，因其“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不客气，但听支遁谈说《逍遥游》之后，深感其“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新语·文学》）其好庄如此。
　　又如近代大文豪鲁迅，对《庄子》也是情有独钟，正如郭沫若在《庄子与鲁迅》一文中所说：“鲁迅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词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庄子的反映。”这也是绍兴人喜庄情结之反映。至于鲁迅对庄子思想的接受和批判，情况较为复杂，有待深入研究，在此不详谈。
　　以上事例，反映了绍兴古今名流、文豪对庄子之喜好。另外，埋头做学问、潜心读《庄子》，而卓有见识的人，以及为试图让庄子具有普适性而进行努力的人，也为数不少，但限于篇幅，权作举例谈：
明末时，会稽人陈治安所著《南华真经本义》，在治庄著作中，颇具特色，值得一提。可能他也是　　对“《南华》一书，解者无论数十百家，皆己之《南华》，非蒙庄之《南华》”这种“离经自作文”的积弊十分不满，故倡言以庄注庄。这种重内证、重本义的治学方法，就治庄学史来说，在当时，真所谓横空出世，识见卓绝，十分正确，因为“解《庄》而不得本意，虽欲藉为通晓，只增结塞”，这是不争之事实，也是庄学研究中最大的通病。陈治安虽说不是养生学领域的内行人，认识不到《庄子》本来就是一本养生学专著，但因为他的治学方法正确，虽说难以由他来一扫刺言取义之积弊，但确实也是一剂针砭“强古人之语就我说”之良药。所以，通过尊重作意而努力阐释本义，他感觉到了读庄可以有养生、治病之效。据其自序说，他之所以著《南华真经本义》，其目的就是在此，陈氏“生而多病”，秉此信念，“取《庄子》为之解，比三十三篇解竟，病亦良已。”这事，实非偶然。另有一点也值得一提，陈氏主张，解释庄文，要不失情理，他说：“人共一心，理无二趣，试取《庄》书，句为之解，解之而吾心谓当如此，则庄子之言本意亦必如此；解之而吾于理见为不然，则庄子当日本意亦必不然。”这也是很有见地的，但这道理，不少治庄者，竟理会不得，如《至乐》篇，颜渊进言齐侯一段中“人惑则死”句，拾人涶余者，译为“产生疑惑便会迁怒对方而杀死他”；又如《人间世》篇，“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句，也是一盲引众盲，译成“替人筛糠簸米，足以养活十口人”。一人作俑之后，许多“其脰肩肩”的治庄学者，不自思考，既说颜渊进言齐侯，谈治国之法，齐侯不理解，会疑惑，产生了疑惑，就会杀死他。又说一个十分严重的残疾人，能筛糠簸米，养活十口人。诸此之类的译文、解释，毛病就出在不讲情理。所以陈氏力求以“吾心”去体验理会“庄子立言本意”，这一点，确实也是解读《庄子》所值得重视的。
　　小时候，我曾看过《庄子劈棺》的绍兴戏，这也是反映了绍兴人的庄子情结。为了让庄子具有普适性，绍兴人用衍庄之法，写成剧本，把庄子搬上戏剧舞台，这种做法，也可说是一枝独秀。因为从治庄学史来看，在这方面最具有影响者，似亦当推神宗时会稽人谢国所作之《蝴蝶梦》，此戏从庄子梦蝶开场，以拔宅飞升结束，前后共四十四出，可谓大戏。据《石民横集》，茅元仪在谢简家看了此戏之后，竟油然而生思庄之情，达到了忘怀形骸的境界。《蝴蝶梦》虽说是衍庄戏文，但谢氏在创作剧本时，力求接近庄子的本真思想，所以作品中大量引述了《庄子》中的思想资料，且常引述其本色语言，这虽增加了观众的理解难度，影响了大众观看的兴趣，但较之近人常常随口侃谈，胡乱解庄，就学术性之严谨来看，便大有了上下床之判。
　　除上述，崇祯时的山阴人王应遴也有杂剧《逍遥游》之创作，此戏虽因宣扬三教合一，有失庄子本义，但也大量引用了《庄子》中的思想资料，也不完全脱离《庄子》文本，这与有些人说庄离庄，随意侃谈，往往不着边际，越说越远，故若较之这种比唱蹩脚莲花落都差劲的演讲，仍然可以胜出。
　　至于明万历时会稽人陶望龄的《解庄》等著作，或以佛释庄，或援儒入庄，这虽也是绍兴人好庄的反映，但解读方法，不敢恭维，又于养生学都是些门外汉，根本就认识不到《庄子》是一本养生学专著，这些限于篇幅，均从略。
　　结语：绍兴是人文荟萃之地，庄周为历代士人所宗。庄周生前关注越国，越国后人喜好庄周。也正因有此喜好，潜心读庄者，在绍兴这藏龙卧虎之地，古今不乏。散人虽读庄有年，自觉有得，忆及“山外有山”之言，久久不敢轻易落笔。后读天天商报一文，才知绍兴文理学院曾请来一位名人，在风则江大讲堂演讲庄子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说拿没有学术内容的东西到以共享学术盛宴定位的大讲堂上来演讲，是来讲者走错了门。而我则认为，这也是绍兴人庄子情结的反映，绍兴人如没这喜庄情结，人家自有侃庄平台，哪会有这走错门的事呢？因忆及此事，觉得在这“士比鲫鱼多”的地方，纵然和光同尘、陆沉自埋、游心于淡，混迹闹市的饱学耆宿所在皆有，亦不妨露拙献醜，凑凑热闹，兴许也可借此获得高人之指教，这样一想，也就有了此文之撰作。
（作者为民进上虞总支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