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0日，民进江西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徐佩瑛教授从上虞汽车西站下车出站，早早迎候在出站口的侄女和侄女婿迎上前去，凭着依稀熟悉的容颜，姑侄俩执手相拥，徐佩瑛一边哭一边笑——到家了，终于到家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衰。寒暑易节，岁月如梭，徐佩瑛回乡的路，是如此蜿蜒曲折，竟然走了半个多世纪！
孩提离家泪满襟
　　1951年，徐佩瑛出生在上虞皂湖乡一个叫蔡山头的小村里，父亲吴水泉是一名走乡串户的锡匠，专门制作锡器酒具。解放前，吴家没有一分田地，吃的是“四方饭”。土改时，吴水泉分到了田地，还做过村里的农会主任。徐佩瑛生在夏天，父亲为她取名夏茶。小夏茶出生时，吴家已有4个孩子。虽然夏茶是吴家唯一的女儿，但是，对于贫寒之家，多一个孩子等于是多了一张吃饭的嘴。眼看着家里又要揭不开锅了，并不精通农作的父亲只好再次挑起锡匠挑子，外出到“下三府”临安一带去“寻生活”。这一走，竟然没有回来。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又等不来父亲的“接济”，饥饿使小夏茶不停地哭泣，四个哥哥也锇，但不哭，看到小妹妹不停地哭，二哥海申大喝一声：“哭煞鬼！”小夏茶吓得停住哭泣，过一会，又大哭起来。夏茶的母亲拖着5个未成年的孩子，丈夫外出没有信息，几乎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亲戚们也多是穷困，看到这样的惨状，又无力帮助，于是有人出了一个主意：把最小的女儿送人吧！夏茶的大哥海清，此时已经十八岁，一听要将唯一的妹妹送人，流着眼泪央求母亲千万别把妹妹送走。母亲看着个头已长得比自己高的大儿子，深深地叹了口气，：“你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啊……”话未说完，母子们抱头痛哭。
　　就在1953年的春天，小夏茶未满两周岁，家里来了一位中年妇女，那是为夏茶寻了人家的中间人，夏茶要去的这个新家在上海。也许知道自己就要离开母亲和哥哥们了，小夏茶不停地哭，母亲和哥哥们也在哭，介绍人叹了一口气说：“走吧，到了那边就不会饿肚子了！”就这样，还未能记事的小夏茶在哭泣声里离开了母亲的怀抱，离开蔡山头，走向未知的人生。
　　夏茶被别人抱走的哀痛还未过去，吴家又传来了噩耗，从“下三府”临安转辗传过来消息：夏茶的父亲在异乡因为气喘病复发去世了。吴水泉在临安挑着锡匠担走乡串户，希望挣点钱来养家，可是解放初期，基本上没有人家自己做酒，锡匠生意十分惨淡，不但挣不到钱，愁郁之下，反而旧病复发，因为没有钱，无法回乡治病。所以不但与家里失却了联系，竟然连生命也终于丢在了异乡。失去了父亲，十八岁的吴海清成了“顶梁柱”，母亲东借西凑一笔盘缠，让他去临安料理父亲的丧事，海清到了临安以后，根本没有能力扶灵回乡，只好将父亲的尸骨草草埋葬在他乡。
　　失去了男主人，吴家的日子更是过不下去了。不久，三哥海勇也抱给了本地的另一户人家，以求得一条生路。1953年冬天，大哥吴海清参军去了，没多久，夏茶的小哥哥海洋因病夭折，夏茶的母亲经人介绍，带着二哥改嫁到附近一户嫁龚的农家做了“填房”。就这样，不到二年时间，曾经人丁兴旺的吴家小院，已经空无一人，唯有破旧的门框上，“光荣军属”的匾额依然挂着。村里人说起这家人的遭遇，莫不叹息唏嘘。
少女寻亲觅“红根”
　　一岁多的吴夏茶来到上海的新家，养父母姓徐，为她改名叫徐佩瑛。徐佩瑛的养父母老家也是上虞，早年到上海做工。解放后，养父成为上海电机厂一名工人，夫妇俩因不能生养，在徐佩瑛来家之前，曾抱养过一个男孩，等小男孩稍长大，才发现智力有障碍，而且患有癫痫病，所以徐家又经乡人介绍，抱养了上虞老家的女孩徐佩瑛。因为养父有一份正式工作，一家的日子本来也还可以。1957年，风云突变，徐佩瑛的养父被当作“隐藏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挖了出来。原来在解放前，养父曾经做过几天的代理伪保长，后来，又跟着一位熟人出去“做事”，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集体加入了“反共救国军”。解放以后，因为不知道自己加入过“反动组织”，所以没有向政府“坦白”，后来在深挖历史反革命的运动中，有关方面通过旧档案翻出此段历史，铁定的“历史反革命”，而且还是“深藏”着的，于是立即逮捕，于1958年判处8年有期徒刑，直至1966年才刑满获释，并留在合肥巢湖汽车制造厂就业。
　　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属，上海电机厂不允许徐佩瑛一家再住在原工厂宿舍了，要求她们立即搬离，一家人又到了无路可走、无处可去的境地。幸亏徐佩瑛养母有个弟弟在南昌当工人，听说姐姐一家在上海没有了住处，就把徐佩瑛一家，以及和她们住一起的外婆都接到南昌，帮助安了家，从此，徐佩瑛又成了江西人。一家人靠养母做缝纫维持生计，舅舅也时常接济一点，日子就这么在清苦中熬了下来。
　　徐佩瑛在南昌读完二年初中，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8年，只有十七岁的小佩瑛在知识青年上出下乡的运动中，去了江西九江赛湖农场，成了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到了农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好事从来也轮不上徐佩瑛，但她决心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顾自自己年纪小，个子矮瘦，重活苦活抢着去做，还主动要求出黑板报，参加文艺宣传队，事事都要求做得比别人好。可是在农场苦干了2年，当她想要求入党时，人家就明确告诉她，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入党，连加入共青团也要考虑。在那个年代，一个人要是不能入团入党，就等于没有政治前途。徐佩瑛为此十分伤心，偶尔回到南昌，她向养母诉说自己的不顺遭遇。养母开始总是默默无言地听，到后来，她终于忍不住说了半句话：“你的家庭出身是贫下中农啊……”还未说完，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徐佩瑛闻言大惊，一定要养母告诉她事情的原委，于是养母就把徐佩瑛的身世来历全部相告。听了养母一番话，方知十几年养育自己的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那么，自己亲生父母在哪儿呢？
　　一方面是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同胞手足，另一方面是想为自己寻找一个“根正苗红”的证据。1970年，正好徐佩瑛养外婆的骨灰要回上虞故土安葬，她就要求养父母带她前往上虞“寻亲”。当时农村的变化缓慢，老人们也大都在世，蔡山头村很快就找到了。徐佩瑛母亲改嫁的村庄就在附近，母亲改嫁后，为后夫家生了一个儿子，后夫为人忠厚老实，家境也还可以，二哥海申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大哥吴海清从部队复员以后，分配到上虞邮局，工作很有成就，还担任了局领导干部。亲人的容颜在徐佩瑛记忆早已模糊，如今亲眼见到母亲和哥哥们，明白了自己的身世，她的内心有些迷茫，也有些伤感。母亲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因为贫穷而将小女儿送人的内疚，如一根利刺，生生扎在心里十七年，如今终于见到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女儿，除了流泪，还是流泪。心潮起伏难平的是大哥吴海清，想当年母亲要将小妹送人，十八岁的小伙子曾经痛哭阻拦，可是，却没有能力来撑起艰难的生计，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唯一的小妹离去，如今，小妹就站在了自己的面前，怎能不让人又悲又喜？当他知道妹妹这次寻亲，是为了寻找“红根”，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做哥哥的怎能不全力以赴？在几天时间里，吴海清四处奔走，为妹妹弄齐了一整套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证明材料，全部材料表明，吴家三代贫雇农，所有的亲戚也都是贫下中农，没有一丝“历史问题”。大哥捧着这一迭文件，就如捧着妹妹未来的幸福，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稍稍弥补小妹从小失去亲情的委屈。这一点，作为少女的徐佩瑛尚难以深切体会，令她感到欣慰的是，除了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还找到了“清白”的出身。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这真是关系个人前途命运的十万分重要的事啊！
　　果然，这次回乡寻亲，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徐佩瑛的人生。因为她本来就工作好，表现出色，只是由于家庭出身有问题，才使得她无“出头”之日，一旦拿到了“根正苗红”的证明材料后，第一件事是马上加入了共青团，她想一鼓作气加入共产党，但那毕竟还是有难度，因为养父是“历史反革命”，所以她的入党问题依然被搁置。但机会还是有的，不久，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上大学，徐佩瑛当时是兵团子弟小学教师，工作很有成绩，经常出去做“活学活用”报告，每次上台第一句话就是“我出生于贫农家庭。”一次作报告时，被当时的江西井冈山大学，也就是原江西师范大学的领导看中，发公函到兵团，希望兵团推荐她为工农兵学员。由于徐佩瑛工作表现好，家庭出身也是贫农，所以就很顺利地通过了各项审查。1971年冬天，徐佩瑛离开兵团，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
　　在激情中度过三年大学生活，按照“哪来哪去”的政策，徐佩瑛毕业后分回赛湖农场，只不过从子弟小学升到子弟中学，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1974年，徐佩瑛大学毕业后又一次回乡探亲，上虞是一个素重耕读的地方，吴家小女儿成了“大学生”，让哥哥和母亲都感到特别高兴，连继父一家也为她高兴。这是徐佩瑛人生中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这时候的她，也和别的姑娘一样，有了自己的男朋友，并且很快结了婚，并想方设法往省会南昌办调动，希望与丈夫和养父母在一起，过上幸福的“小日子”。在此期间，她也时常写信给大哥，通过大哥问候母亲，偶尔邮去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生活费，给弟弟寄送结婚礼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76年，大嫂来信，告诉她年仅42岁的大哥突然病逝。这消息把徐佩瑛给击懵了，她想立刻赶到上虞，可是她正好怀有身孕，路远迢迢，交通又极为不便，信件来往已经延误多日，思量再三，还是没能成行。但是她内心的悲痛却无以复加，大哥是吴家的主心骨，也是徐佩瑛的精神支撑，二十多年的艰难人生，养父坐牢，养兄智残，何曾有人对徐佩瑛有过真正的“照应”？终于兄妹相认，正是大哥出手相助，将徐佩瑛的出身证明一一办理周详，使徐佩瑛终于能大声说“我出身于贫农家庭”。这种生命的“蜕变”，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是很难想象的，这一切努力之中，饱含着大哥对胞妹的如海深情啊！可是大哥临终，竟然不能见上妹妹一面，人生伤痛莫过生离死别！这一切却都让年轻的徐佩瑛来承受。为了腹中的胎儿，更为顾及养父母的感情，徐佩瑛不得不将悲伤深埋于心底，继续她的人生拼搏，人生的路还很长，她得一步一步往前走！
再找亲人一路情
　　从九江赛湖农场调到南昌钢铁厂子弟中学，从南钢子弟中学再调到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哺育女儿成人，侍奉长年患病的养父母，直至送他们“上山”，照顾智障残疾养哥哥，还有自己的小家、丈夫一家，徐佩瑛为生活辛苦操劳着。她是一个好强的女人，在单位里，要求自己事事做得最好，学历进修、考级评职称，她一样也不愿意落于人后，后来她担任学院教研室主任，评上了教授，工作十分繁忙。1989年，徐佩瑛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虽然最后没能完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但她觉得加入民主党派一样能为社会多作贡献。同时她还担任了九、十两届江西省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中发挥着自己的积极作用，2008年，还被中共中央统战部授予全国统一战线干部教育教学改革优秀教师，赴北京出席表彰会。
　　一切的一切，使徐佩瑛分外忙碌与劳累，再加上她调到南昌后，与养父母住得近了，知道他们很不情愿养女与生母胞兄有联系，怕女儿从此“飞”走。养育之恩一样重于山，所以1981年，生母患脑溢血去世，徐佩瑛虽然得知了消息，但还是不能过来。大哥、母亲去世了，二哥也没有多少文化，由于城乡区域多次调整，地名变化频繁，后来连写信也寄不到了。徐佩瑛与上虞的亲人又一次失去了联系，三十多年，她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直到2006年，缠绵病榻十多年的养母也去世了，而养父早在1998年过世，徐佩瑛更是想念家乡的亲人，三十多年没有联系，不知道亲人们的近况如何，也不知道回乡的路该怎么走。曾经好几次向浙江、绍兴方向的人打听过消息，也委托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的同行、绍兴市的一位导游代为寻找，可是都如泥牛入海无消息。蔡山头村先是改名跃进大队，又几经撤并，早已成为梁湖镇皂李湖村的一部分。徐佩瑛的亲人们也大多搬离了老屋，有的住到了城里，有的连户口也迁往了外地，所以找起来并不很容易。她也想托公安部门进行调查，但必须得自己亲自来一趟。正在为这件事犯愁，2008年9月，徐佩瑛到上海参加民进中央召开的一个会议，碰到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同志，就向他们说起自己想找在浙江上虞亲人的愿望。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同志马上想到民进组织在上虞有一个总支，就把电话打给上虞总支，要求帮助寻找江西省民进会员徐佩瑛的亲人。民进上虞总支的同志，按照徐佩瑛提供的线索，进行仔细“搜索”，后来，通过徐佩瑛大哥生前工作过的上虞市邮局，终于找到了吴海清的女儿，并顺利找到徐佩瑛的其他亲人。
　　“流浪”五十多年的徐佩瑛终于踏上归家之路，与日夜思念的亲人们团聚了。除了大哥吴海清已逝世，二哥海申、三哥海勇、弟弟海潮都健在，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二哥因为太太、女儿都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也办理了上海户口，三哥海勇在梁湖杏林村盖起了漂亮的四层楼房，弟弟海潮在城里买了新房，现在又忙着在皂湖乡下盖起了“乡间别墅”，徐佩瑛一一参观了兄弟们的新居和美丽如画的皂李湖村，游览了欣欣向荣的上虞城，百年名校春晖中学，祭扫了母亲和大哥的坟茔，与亲人们相聚相话当年，徐佩瑛感到温暖与宁静，就如回到无数次梦见过的母亲怀抱。
　　回顾几十年的人世历程，徐佩瑛和她兄弟们感慨万千：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命运，总是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着。因为贫困而亲人离散，因为多难而颠沛流离，唯有那割不断的故乡情、同胞爱，那血浓于水的感情永远埋藏于心底；走过了艰难曲折的漫漫长途，终于迎来了春光明艳，发生在江南小村“蔡山头”一个普通农家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孤女”徐佩瑛的曲折人生路，又何尝不是多难而伟大的祖国所走过六十年光辉历程的一个缩影！正所谓国弱民苦，国强民富。徐佩瑛回到江西后，曾多次打电话告诉笔者：我个人的命运，其实是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我爱上虞故乡和亲人们，我更爱这个国家，希望她更加繁荣富强，这样，老百姓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幸福，生活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