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绍兴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将我从明强小学调往皋埠区永乐乡校任教，不久任校长，历时八年，还评上1956年度县级先进工作者。1957年暑假参加肃反学习，不意班部指出我有隐瞒重大政治问题，说我是国民党第十五区党部第十区分部书记。学习结束后我“戴帽”回校，后又调离原校。1958年我被绍兴县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三年，从此回绍兴老家过改造生活达二十一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清查冤错案件，我因有十年申诉，也列入了清查对象。上级工作组对我和亲友中彻查三个月，结果我竟没有入过国民党，是一个无党派人士。1979年上半年，绍兴县人民法院发出了平反无罪的判决书。我是36岁被判管制，56岁得到平反时，已白发苍苍。法院叫我去县教育局报到，但该局人事科说没有指标。
　　当年我被判管制后回家，生活困难。我没有力气从事体力劳动，为了糊口，我开始向邻居学修钟表。我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终于从个体走向合作小组，从小组走向合作商店。政治平反后调入了绍兴唯一的国营汇源钟表店当修理员。因当时有一个女儿还在农村当农民，根据当时政策可以上城顶职。1980年由百货公司领导建议，叫我先给女儿顶职做营业员，让我仍留用在二楼修钟表，等待县教育局的消息。
　　不久传来消息，说有人在打听我的家庭住址，原来有学校想让我去当教师，我真是莫名其妙。到晚上果然有两个不相识的同志来访，一位是供销技校校长，一位是教务长，言下之意，大树下新校舍即将落成，省供销社计划创办一个钟表培训专业，需要一名既会讲课，又会修钟表的人，拟请我担任教研组长。当时我难以回答，因为该校毫无钟表修理基础，白手起家，要我独立作战，教师要我培训，虽然当时修理机械钟表和电子钟表，确实十分火爆，可是困难太多了。我当时就回绝了他们，说我是一个平反者，对教育工作已伤感情，现在退休了，更不想动了。
　　不数日，校长亲自到汇源钟表店楼上，坐在我的旁边，再三动员我，但我始终没有答应。为此来了三四次。后来公司经理找我谈话，劝我应该积极支援教育工作，说他们很需要你，你就去吧，说将来仍可回来的。
　　不久我就会见了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办公室主任等领导人物。由于当时大树下新校舍尚未落成，商定先在我家安排一间房子作办公室，校方派来三名教师由我负责先行培训半年，教材全是上海钟表技校编的。由于教材具有系统性，有关钟表的结构、原理、故障的产生和排除等等，讲得清清楚楚，再加上动手实际操作，教师又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半年后基本上都掌握了修理技术。
　　1981年下半年，大树下新校舍落成，各专业均迁入新校舍，钟表专业也从我家迁入新教学大楼。9月份起接收省内输送的学员一个班，对象是本省各中专、技校教师，各县市供销社高中毕业以上的专业人员，后又插入两名新疆的少数民族学员。
　　新学期开始了，开创新的专业确实有难度。为了教学的需要，我们是向杭州手表厂、上海台钟厂、杭州钟厂买来成套钟表零件，在我家自行装配后，发给学员每人三只，供分教学阶段实习之用。其他如学员需实习拆装旧钟表，市区某钟表店全部闹钟由我校学员包修，然后由教师检查，有问题给予纠正。修手表则到各大厂上门接纳免费修理服务，质量尽量做到让顾客满意。学期结束时考评，学员的理论和操作水平均达到我们预定的水平以上。
　　后来中商部了解到这一情况，要求我校在1984年下半年起添设全国班一班。校长又惊又喜，忙与我商讨，决定抽调其他教研组教师四名，参加上半年的省培训班进修。另外再聘请上海钟表技校教师一名，负责全国班的培训。一时间钟表培训班弄得十分红火，我这个教研组长，更是忙得很。
　　全国班的筹备引起了上级的重视。省里发给我们一只电子表校表仪。联合国官员在中央及省有关官员陪同下来我校考察，待我上课时随带翻译前来听课，并提出了很多问题，让我解答，又访问了学员，最后联合国官员表示十分满意。
　　全国班准备就绪后，各省学员纷纷前来报到。学员中有省一级的技校教师，中专、职工教师，他们也想通过培训去创办钟表专业。后来该班学员结业成绩同样出色。
　　我在浙江供销技校工作了四年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专业教师能力增强，基础扎实，已能独当一面。这时我才向校长辞职，决定到临海来结婚，改变我因被迫害21年，搞得妻离子散的局面。我向校长表示，今后学校遇到什么困难，需要我的话，我可以随叫随到。校长终于点头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