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OXINGMINJIN   2004·4


 

无悔的选择

 马亚振

    我是1996年加入民进的,原因很简单:仰慕民进老一辈领导的道德文章,气节情操。马叙伦、叶圣陶、雷洁琼……他们的品格学问莫不如高山大河,巍峨浩淼。加入由这些前辈发起或领导的组织,也算是一种精神上的皈依了。当时就想,从此以后,自己就是个有组织的人了。
    虽然怀着做一名合格会员的朴素愿望,但我并没有认真想过,要为她去牺牲或者奉献些什么,总以为那些“大道理”离一个普通的民进会员仍是相当遥远。作为一个将自由之精神奉为圭臬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实在是不愿意有太多的羁绊的。当有一天,市委会领导找我谈话,要求我协助主委主持民进上虞总支日常工作,从那时起,好像是在情不自禁中,将自己生命的热情与民进这个令人倍感亲切的名字连接起来了。忙忙碌碌中,八度春秋飞逝而过,往事,却并不如云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持和参加民进组织所开展的调研工作,引起了我对于国计民生的强烈关注。在走访工人、农民、教师、科技工作者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在人民群众里面深藏着大智慧,大学问,他们的声音需要通过更多的渠道来传达。还记得这样一件小事:为了撰写一个关于改善城市公共交通的提案,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我打着伞站在火车场广场,观察着一辆一辆公交车的行驶情况,当最后一辆班车快离去时,我抓住门把手登上了公交车。天完全暗下来了,车窗外是如注的雨水。车上的客人很少,我与司机闲聊起来,当我问起公交车运行为何不能准时,司机面露不悦,以为我是要找他的碴儿,大声抱怨说:这难道能全怨我们吗?我平心静气地告诉他,我在调研公交车运行情况,目的就是为让公交车的运行更有秩序,更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这时司机一下子变得高兴起来:谁不想有秩序啊,可是……于是他告诉了我许多公交车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我的调研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下车时,司机说,不收钱了,搞好城市公交算我也出份力。
    在每年的政协会议上,都会有党派的集体提案,这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头戏。承担这个任务,无论是从会内的责任,还是我在写作方面的长项,都是无法推辞的。2001年的市政协大会,由我代表民进上虞总支在大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快发展教育”的发言。为了完成材料工作,我几乎放弃了整个春节休假。我的大哥是个有着三十多年教龄的基层学校负责人,也扎着下厨的围裙,帮我一起修改这个报告。当时我们也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政协大会的发言到底有不要说真话?从“成熟”的角度看,似乎这些都是搞形式,“走过场”的事,不值得认真去做。可是我和大哥都是带有点唐诘诃德气的人,觉得听不听真话,是政府的事,说不说真话,却是我们自己的事。在政协这样一个舞台上,就是要用真话发出自己的声音。说真话,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核心和要义的根本体现,是政协委员勇气和素质的综合反映,是爱国知识分子气节和良知的守护底线,也是一个民进会员对党和人民的最大忠诚。坚持说真话,即使要得罪人,也不计较。在上台之前,我找到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向他打了一个招呼:明天的大会发言,我可要对你分管的政府工作提出一些批评罗!副市长笑着说:你就尽管说吧,政协委员在大会期间的发言可是享有“豁免权”的啊!也许是说真话引起了政协委员的共鸣,我的发言还没有结束,就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掩盖,结束时,全场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没有停息,这是历次政协大会发言所罕见的。事后,好多委员对我说:“你说出了我们早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们可是把手都拍疼了”。在大会总结时,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的一段总结发言至今还令我记忆犹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希望”“要进一步做好”之类的话代替了直截了当的批评,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了真正的批评意见,虽然痛,但却快。作为政府,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政协委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向政府的工作提出意见,哪怕是很尖锐的,我们同样欢迎。
    这个发言后来转成提案,一方面促使了政府对城市教育发展的重视,开发区的小学、中学很快就建起来了,孩子们不用再过江去上学了。另一方面,还因此产生了一些余波——提案对教育费附加征收过程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有关部门要落实整改。一天,朋友在无意中开了一句玩笑:你一句话,让某商家一年里多交了几万元,你就不怕遭报复啊?这真是一语惊破梦中人:是啊,我自己果然是一无所求,二无所惧,但我的儿子不还未成年,母子相依为命十余载,真要是有个“意外事故”,孩子可就难了。有道是,“自家吓自家,越想越害怕。”我忽然变得“胆小如鼠”起来,把家里的存款啊,外债内债的“家底”盘了一遍,然后对儿子一一作了交待,关照他要是妈妈出了什么事儿,就要如何如何办。弄得儿子直笑我是发神经了。当然事情并不会如想象中的严重,但是在当时,确实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都好几天晚上睡不着觉呢。细想下来,自己实在是当不了英雄豪杰,只是责任在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罢了。
    我的本职工作是极其忙碌的。所以,民进的工作,几乎全是利用了业余时间,大部分的双休天,就变成了会务工作日,调研走访,开会学习,还有随之而来的诸多社会工作,一年忙到头,极少有完整的双休天。父母家才有半小时的车程,但是,除了长假天,我却不能去探望。春节回家时,总要带上手提电脑,做些文字的工作。有一年,为了完成两份调研报告的案头工作,整整一个春节长假,我天天坐在电脑前码字,70多岁的父亲没有一句责备话,只是深深的叹息:也是年纪不轻的人了,得自己当心着点。
    老会员的依恋与信任,也是我欲罢不忍的一个原因。每当会员集会或者搞活动,他们都会很早来到会场,眼巴巴的盼着我的到来,有了什么心事和困难,他们也会主动和我说说聊聊,会员中有人生病,就是再忙,我也会抽出时间去看望一下。人生苦短,难得的不就是这人间的一份真情吗?
    无论怎么样的忙碌,我都不愿意放弃文学创作这一终生的至爱。在我的社会兼职中,还有一个不太为人知晓的职务:市作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因为对文学的钟情,所以始终没有推卸这一项也是属于“额外”的工作。几年来,不停笔耕,集腋成裘,先后出版了《黑色维纳斯》和《人间烟火》两个自选散文集,特别是由我自己采写的报告文学《情满春晖》,采访对象就是我总支的主委,全国人大代表潘守理,刊登在我们民进会中央的刊物《民主》杂志上,并由此获得了上虞市的文艺腾飞奖。由我撰写的通讯《冰心在玉壶,为民鼓与呼》也在省委会机关刊物《开明》上发表。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爱子,在这八年中,不知不觉中由一个小学生成长为重点大学的学生。这个从小就缺少父爱的孩子,似乎早已习惯了妈妈的清贫与忙碌,很小的时候,他就跟着我下农村进猪舍跑采访,待他稍大些的时候,我会和他讨论一些正在思考的问题。在他的内心深处,居然把“老妈”作为偶像之一,偷偷拿我写的书作为赠送同学的礼物。这世上,还有什么比母子携手一起“成长”更惬意的事呢!
    记得读大学时,曾经把屈原的《离骚》全部背诵下来,但那时候,对于“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解还是很肤浅的,现在重读这些美丽而重庄的诗句时,常常会产生别一种情怀:人活着确实是要有一点精神追求的。也有人会问我:你这样辛苦忙碌,却并未见有谁你加过一官半职,也没见你挣出三瓜俩枣,所求者何?我笑而不答,只是想起了罗隐的一首小诗“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作为蜜蜂,我想,它的选择也是无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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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民进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