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文艺副刊曾举办“风华杯杂文征文”，朱健国投一稿《八个月没有文件呵！》，开头就写一位发福的首长在台上对与会者说：“同志们，今年的确没有文件，不说‘红头’，连黑头的也没一件，我和大家一样，苦苦等了八个月了！”他这一说不打紧，台下顿时哭声大震，如山呼，如海啸，如雷鸣，随着一片哭声，大家纷纷倾诉起没有文件的苦处来…… 
    朱健国的文章是文艺作品，夸张了一点，但它也是“写实”。在中国现实社会，文件确实就像干部的命根子一样，没有文件，他们几乎就没法活下去；至少，文件也是一个有力的拐棍，没有文件，干部们那似乎退化了的双腿，就不知道该怎么迈步了。文件是官场的武器，它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朱文在权威的党报上发表，并且获征文奖，在当时掀起了一个小小轰动。舞文弄墨的人都很兴奋，觉得言路毕竟宽多了。这篇杂文表面上批评那些没有头脑的干部，批评文牍主义、教条主义，实际上要害还在于揭示“文件治国”、“文件行政”的弊端。 
    当然文件有文件的用途，在特定历史时期，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想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咱们一样几乎成了一个文件之国。一直到目前，除了深圳市率先取消红头文件，文件仍在全国大行其道，而且深圳市政府不“向下”发文件了，它却不能“抵制”上面向它下发文件。 
    文件的好处，我就不说了，因为大家尤其是干部同志对此都深有体会。我这里只从另一方面说说“文件现象”。 
    鸡毛蒜皮之事上不了文件。既然事情重要到必须发文件来贯彻督办的地步，那就一定要严格按文件办。但是，人们往往看到一些文件上只有各级领导所画的一串串圆圈和一条条批示。这些圈儿珠圆玉润，但是效力呢？批示也多为“同意”、“请某某同志阅”、“退某某处”、“从速落实”、“严格查办”等等，第一给人以“人治”的感觉，第二使人难免对“落实”产生怀疑。事实也往往如此。一份文件在多层领导的办公桌上旅行的事，并不少见。它到底不比法律的丁是丁、卯是卯和斩钉截铁来得干脆、利索、分明并且具有强制力。这样一来，文件的权威性，便大打了折扣。 
    刘征先生在一篇小文里讲过一个真实的笑话。他说一个领导在下发的两份文件上都郑重其事地画了圆圈，但是这两个文件，一个是说一座危桥应该禁止通行，另一个则是说这座桥“尚称坚固完好”，如禁行，车辆将多绕１００公里，应该通车。这样两份指令完全相反的文件，叫下边怎么执行？这个事情一说明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二说明文件的随意性颇大。总之，这样的文件，的确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恨得很！ 
    文件滋生官僚主义，领导依仗文件玩忽职守，又何止于此？我们不是常见《关于某某通知的通知的通知……》之类的文件吗？这文件无非是下面一层”通知“比上面一层的多加了个把字而已。有“上边”的通知在，下边就谁也不必动脑筋，不必为这文件的失误和贯彻好坏负责了。纸上谈兵，花架子般的“落实”——这样的官谁不会当？这样的表面文章谁不会做？ 
    文件是要应用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类似《……补充规定》、《……纠偏方案》、《……紧急通知》这样的文件层出不穷，有的把原来的文件弄得面目全非，有的干脆就让下边“年初讲政策，年终讲风格”。政策凭借文件走，但是“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让人家怎么去应用文件呢？当然了，古人有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你既然善于变化，无一定法，也别怪我不客气——难道我就不会来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呜呼，令人离不开而又很无奈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