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2期 （总第82期） 《台州党史》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玲玲 副主任：许宏志 刘东生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有浙 方根法 张树荣 杨华灯 陈天云 陈成叶 陈献之 项锡贵 潘 文 主办单位： 中共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台州市党史学会 主 编： 刘东生 副主编： 许竞凡 吕永飞 编 辑： 王赞赞 地 址： 台州市行政大楼1604室 电 话： 0576-88510609 邮 编： 318000 E-mail：tzds@zjds.org.cn 出版时间： 2019年6月 印 刷： 台州市机关印刷有限公司 目 录 卷首语 在传承五四精神中践行初心使命…3 特 载 怀着美好看世界 带着梦想去奋斗 ——写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4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五四遐想…刘东生 14 五四运动时的临海…项士元 22 五四运动在仙居…陈静秋 25 纪念台州解放70周年 台州解放纪念日的由来…许宏志 28 敢叫日月换新天——黄岩和平解放始末…陈献之 29 监狱的铁栅栏杆 关不住革命者的光芒——纪念温岭解放70周年 …李幸斐 38 三战解放天台城…罗灵英 49 英雄烈士谱 撰写《苏联闻见录》——李文益（1902-1949）…55 台州建党第一人——宣侠父（1899-1938）…56 五四闯将——陈荩民（1895-1981）…60 简 讯 市委党史研究室机关党支部组织党员到嘉兴南湖开展主题党日活动…62 天台县委党史研究室开展“七个一”系列活动庆祝天台解放70周年…63 开设廉史专栏 彰显清廉风范——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讲好“廉洁故事”…63 封面：储伏龙 供稿 封二：方晨晔 供稿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时代中国青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将五四精神中的探索科学与伟大梦想紧密相连。新时代中国青年以人民为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孜孜求学，以个人所学报效祖国所需，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中国青年一定要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向改善基本公共服务、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环境保护、实现乡村振兴等方面对准、聚焦，以丰硕的工作成果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将五四精神中的积极创新与伟大工程紧密相连。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正值各种社会思潮交锋、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晦暗混乱之时，我国广大青年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建功立业、进步成长。 将五四精神中的热爱祖国与伟大斗争紧密相连。五四运动让青年学生走上了救亡图存的历史舞台，以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砥砺前行至今。面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新时代中国青年一定要继续传承弘扬五四精神，与党同心、与人民同行，共同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奋力承担起新一代的使命担当，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将五四精神中的忧国忧民与伟大事业紧密相连。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党的未来和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必须汲取五四运动的宝贵精神财富，领悟革命先辈之豪情壮志，感悟人民群众之所盼所需，将自己塑造成为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栋梁之材。必须不负青春之我，锻造奋斗之我，将滴水融入洪流，将小我融入伟业，高举百年不息的五四精神，为祖国和人民谱写壮丽的青春篇章。 （摘自《人民日报》文章） 在传承五四精神中践行初心使命 怀着美好看世界 带着梦想去奋斗——写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青年人的成长，要行得正、走得远，就要有高远的梦、求真的眼、勤劳的手、善良的心，要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怀着美好看世界，带着梦想去奋斗”。 青年与国家 一、爱国是最深沉的情感，青年是爱国者中最活跃的力量。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历史情感。孙中山先生说过，“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在所有爱国者中，青年人爱国之心尤为浓烈。每当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总有一大批热血青年挺身而出、舍身报国。写下《与妻书》的林觉民，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就义时只有24岁，妻子怀孕8个月。他面对晚清丧权辱国、中华危如累卵的局面，立志“中国危在旦夕，大丈夫当以死报国”。他在参加黄花岗起义3天前，给妻子写下了一封绝笔信。在这封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爱，他说“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他把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和国家前途、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对妻子亲人的爱和对国家人民的爱连为一体，阐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福。一百多年来，这封为天下人谋幸福的《与妻书》，被称为“天下第一情书”“20世纪最伟大的情书”。作家蒋勋曾说：“我相信我们那一代有很奇特的背景，就是我们从小就是读林觉民的《与妻书》、秋瑾、文天祥的《正气歌》长大的，中国所有最悲壮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发生影响，我们的英雄就是这种殉难的人。”“他们是中国当时的大梦想。”当代青年人要从中读懂这种为家国天下奉献一切的情怀，真正理解“家”和“国”的意义。 二、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使命，每一代青年都在推动中国不断向前。从“五四”运动开始，“青年”这个词，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就超越了群体的概念，成为“爱国”和“进步”的代名词。从那时起，青年的角色在中国经历了百年的演变，从“五四”青年、“抗战”青年、“民主”青年、“进步”青年，到“革命青年”“知青”“80后、90后”，再到现在的新时代青年，每一代青年的传承接力，成就了中国从苦难走向辉煌。“五四”运动由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掀起，广大爱国青年在运动中爆发了巨大的能量和勇气，青年人第一次担当先锋推动国家前进。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一大13名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恰好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这一年轻的“史上最强创业团队”，以青春、热血与生命开天辟地，书写了不朽的传奇。“长征”路上，参加长征的9位元帅当时平均年龄36岁，8位大将31岁，48位上将25岁，157位中将只有23岁。这些共和国的将帅，就是在青年时代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革命最严酷的考验。八年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黄埔军校在抗战期间入校受训20万学生，在抗战胜利后只剩下11000多人。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共产党员约300万，而已牺牲的党员烈士，有名有姓的却达到了370多万，而且多数为青年。这些牺牲的青年，正如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那样，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新中国成立70年来，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等一代一代青年人不断成长，成为我们国家发展的栋梁和中坚力量。回望历史，新中国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凝聚着青年的热情和奉献。 三、“爱国”是当代青年的必答题，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来爱国报国。90后、00后是充分感受祖国强大的一代人，民族自豪感都很强，对祖国自信、为祖国骄傲，爱国主义情感早早扎根在心里。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统计，90%以上的“90后”爱国主义意识非常强烈。当爱国心都很强烈的时候，更要回答好“怎么样爱自己的祖国”这个问题。爱国不是口号，不是一种无意识的冲动。爱国是负重前行。“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在四川凉山火灾中牺牲的消防队员，有24位90后，2位00后。他们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肩负起了责任，赴汤蹈火，做最勇敢的“逆行者”，用他们的牺牲换来人民的安全，这就是爱国。爱国是誓言无声。在我国的国防工业战线上，流传着一句口号：“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一代又一代国防人，以“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的坚守，诠释着对祖国的爱。一辈子搞核试验、隐姓埋名的林俊德，52年坚守在罗布泊，参与了中国全部的45次核试验任务，用一生打造“大国重器”。在生命最后几个小时，他还9次要求下床工作，反复叮咛资料要整理，要保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林俊德只留下一句话：“死后把我埋在马兰”。马兰是我国唯一的核试验基地，是一片茫茫大漠的戈壁滩。在他走后，中央军委将其列为全国挂像英模。爱国是实干报国。航天领域是大国竞争的角力场。中国航天的快速发展，就是靠青年人的实干苦干撑起来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5岁，其中首发试验队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他们将大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的航天事业，用自己的努力为航天事业建功。去年，中国年度航天发射次数首次超过了美国。 梦想与选择 一、梦想给予人生支撑，决定我们选择“主宰命运”，还是选择“被命运主宰”。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人的确是被生活推着走的，命运给予我们选择的自由很少。越是这样，越要有梦想，越不能随波逐流。只有梦想的牵引，才能走出命运的沼泽，做命运的强者。2017年，44岁的农村妇女、月嫂范雨素把自己的苦难写成书，用朴实的文字打动了无数人，成为网络文学的现象级人物。她在《我是范雨素》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写到“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她来自社会底层，家里一贫如洗，有五个兄弟姐妹，一个比一个艰难。范雨素很早就辍学了，但她从小就有写作的爱好，在打工的过程中，虽然承受着生活的困难和艰辛，却依然没有失去梦想和尊严，用写作发现生存的意义。她说：“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她参加了城中村的打工者文学小组，有人嘲笑她，说“月嫂也想当文人”，她不为所动，写了十万字，用自己的笔触写下人生的故事，写下对命运和尊严的想法，让百万读者为她点赞。《人民日报》评论说，“谁是范雨素？在以语言为武器对抗存在的荒芜之时，也给予扁平化的时代以深度。”范雨素是命运的强者，她贫而不屈，用她的文学梦想点亮自己的人生，完成了对自己苦难生活的救赎，也把自己的人生写成了一本励志的人物传奇。 二、梦想衡量人生格局，决定我们选择“小确幸”，还是选择“大舞台”。这几年，“小确幸”这个词很流行，指的是生活中简单的幸福。一些年轻人觉得有稳定的工作、和睦的家庭、买得起房子，这就是稳稳的幸福。同时，还有一些年轻人有更大的抱负，希望拥抱这个大时代。大时代与“小确幸”并不对立，大时代的每一次前进，于细微处都让每个人拥有更多幸福感。新时代，我们都要有“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千千万万个人的梦想汇聚起来的。广大青年应当在其中找到连接点，既要珍惜“小确幸”，更要敢于到更大的舞台上实现自我的价值。李书福的“汽车梦”从台州出发，敢于第一个吃民营造车的螃蟹，敢于对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开展“世纪并购”，成长为世界500强企业，书写了中国民营企业造车的辉煌传奇，也成为“台州人的骄傲”。他的故事，为“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句话作了最好注释。如果李书福没有一个大大的“汽车梦”，也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吉利汽车。愿每个青年都敢于梦想、追逐梦想、成就梦想，愿台州再出几个“张书福”“王书福”“陈书福”。 三、梦想彰显人生追求，决定我们选择“小我”，还是选择“大我”。通读中国革命史可以发现，无论是辛亥革命的革命者，还是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有很多人的家境都很好，比如，林觉民、瞿秋白等，不少人出身名门，家产雄厚，个人也是留学海外，学富五车。他们甘愿放弃自己所有的一切，为了心中的理想，去抛头颅、洒热血，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陈独秀家里早年非常殷实，出生在一个大家族，家里很有钱，尤其是他二叔。但他二叔当时没有后嗣，所以打算将来把资产都留给陈独秀。但陈独秀知道后很不高兴，坚决和他二叔划清关系。当时的陈独秀就是一门心思要革命，那时候的革命者真的是为了心中的主义和心中的理想，义无反顾地追求。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是这样评价的：“任何伟大的事业，其中必然包含有理想，这种理想使人超越现实，使人超越物质，使人能够穿透时空。我觉得这是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现出来的最珍贵的东西。” 四、梦想定义人生价值，决定我们选择“得到”，还是选择“付出”。人生的成功，不在于物质，不在于功名，而在于是否赋予了人生以积极的意义。最近，我看了玉环市教育局物理教研员郑青岳的先进事迹后，深受触动，作出批示，要求全市党员干部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向他学习。郑老师扎根教育40多年，始终满腔热情，始终满怀激情，一门心思做自己喜爱的教研工作。在婚后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家里没有购置电视机。他说：“八年没看电视并没有使我少了什么，反而让我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读书和研究。”由于业务工作非常出色，省教研室和省城高校曾几次调他去，他却一直不为所动。工会安排的劳模疗休养，绝大多数都被他推掉了。他说：“以前我会认为这是一种放弃，一种牺牲，可现在认为，这只是一种选择，是选择了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正因为他的选择，不仅带出了4位省特级教师，还负责编写了马来西亚《科学》教科书的初中物理全部内容，在业内享有很高的地位，抵达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事业境界和人生高度。郑老师所从事的岗位是平凡的，他将自己的青春融入到平凡的岗位中去，甘为人梯、潜心钻研，为当地教育事业奉献心力，这就是对梦想的坚持，这就是对成功的注解。 求知与做人 一、读好有字之书。早在几十年之前，在知青时代，那个时候的青年没有现在这样好的条件，却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年时代就是“书迷”，他说过：“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在陕北农村插队时，“带了沉甸甸一箱书”“边吃饭边看砖头一样厚的书”。为了借一本《浮士德》，有过“30里借书，30里讨书”的故事。在当年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青年习近平在梁家河博览群书，进行着知识的储备、精神的砥砺，思考着个体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习总书记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一口气列举了11位俄罗斯作家的名字。在美国的时候说“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等著作，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青年习近平的读书之广博，由此可见一斑。对当时天南海北的知青们而言，打开了书本就像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书本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脚下的土地，也把思想的光芒投向广袤的世界和无穷的未来。 二、读好无字之书。人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无字之书就是“行万里路”，就是社会生活和实践。青年习近平15岁就来到梁家河，在这里七年，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是在陕北艰苦的农村度过的。在这里，他学到的远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深深扎根于黄土地，在艰难困苦中阅读人生的“无字之书”。七年知青岁月，他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一样的农活，过了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等“五关”的历练，体味了最苦、最难的生活，让他知道什么叫农村，知道中国最苦的农村的生活状态，并在苦难中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升华。15岁来到黄土地时，少年习近平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青年习近平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他还说，“陕北高原给了我一个信念，也可以说是注定了我人生过后的轨迹。经过了陕北这一堂人生课堂，就注定了我今后要做什么，它教了我做什么。”今天，习总书记表现出来的为民情怀、求实作风、稳健风格、非凡气魄，都可以从他陕北七年的插队历练中找到答案。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一本书，不同的是有的人厚重，有的人轻薄。每一个青年人都要感谢自己经历过的困难、经历过的挫折、经历过的摔倒，只有被现实教育、在挫折中前进，才能坚强，才能成长，才能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厚重。 三、读好心灵之书。读书是一种心灵的旅行、心灵的修复，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还可以让浮躁之心变得沉稳。“腹有诗书气自华”，在一个人的气质里，藏着这个人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有一位女作家曾经说过，“读书，让我即使没有富庶的生活，仍有富庶的生命，让我清贫至今也朴素至今，平凡至今也善良至今，渺小至今也强大至今，甚至日后嫁人，此生智慧和善念就是我的嫁妆。”从读书开始，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人生，才能够更好的挖掘属于人生当中的光明和美好的部分，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杨绛先生翻译兰德《生与死》时写到，“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是真正找回“心灵之书”的人，她的“心灵之书”有一种安静的力量，这种力量让她成为世人眼中闪亮的星。 奋斗与执着 一、时间从不会亏待努力的人。最近有个网络热点，叫“工作996，生病ICU”。我认为，“996”是奋斗者的常态，《劳动法》是上班者的宝典。法律保障劳动者不被强制工作，而作为年轻人，就个人成长而言，在该奋斗的年纪要积极主动地去努力。现实中，比“996”工作时间更长的劳动者大有人在，凌晨2点，路边还有小贩摆摊；凌晨3点，外卖小哥还在骑行；凌晨4点，出租车司机还在路上；凌晨5点，清洁工人已经在清扫大街。每个人都在努力，青年人想要成就任何一番事业，不付出超越别人的时间和努力，怎么能够成功？我到台州工作后，经常看到各级干部“5+2”“白+黑”地主动大干苦干实干。比如为了解决温岭、玉环群众喝水难问题，我们启动了台州南部湾区引水工程，去年年初，我市相关单位的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连续3个月一天不休息，实现了平常需要一两年才能完成的从工程规划到项目开工的目标，用大家的付出换来了群众的满意。台州的干部是这样的，台州的企业家也是如此。我在去年世界台州商人大会上总结了台州商人扛得起大旗、经得起大浪、担得起大义、吃得了大苦、成得了大事的“五大”精神，特别是“吃得了大苦”，台州企业家一路走来很不容易，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辛苦钱。老一辈的台州商人，很多都是白手起家，通过“吃别人吃不了的苦，赚别人不愿意赚的钱”，一步步把企业做大，其中的艰辛和付出，常人难以想象。83岁企业家池幼章，在1979年就创办了利民皮鞋厂，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但后来，池幼章的鞋子被名气更大的温州鞋子打败了。他选择重振旗鼓，东山再起，转型生产汽车配件，如今已经成为黄岩区首屈一指的汽摩配生产商。他说：“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继续奋斗。”台州干部、企业家的事例，给台州的青年人立下了奋斗的标杆。想想那些比我们起得更早睡得更晚的人，想想那些已经成功了却还在拼命努力的人，青年人还有什么理由不拼一把呢？年轻时吃过的苦都不算苦，年轻时经受过所有的磨难之后，我们一定能离想要的生活更近。 二、奋斗着是快乐的。台州有一座奋斗的岛、青春的岛，叫大陈岛。1955年初，国民党军队从这里败退台湾，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荒岛。1956年，467名台州、温州青年响应团中央“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号召，登上大陈岛垦荒。当时，岛上条件非常艰苦，什么都没有，唯一有的就是埋着几千颗地雷。但是垦荒队员以苦为乐，其中一位垦荒队员叫张寿春，为化解岛上食物短缺，一个人在草料丰富的邻近小岛放羊，他挖山洞、住破屋，淡水靠的是山坡岩缝的渗滴，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每隔十天半月才能得到补给，生活十分艰苦单调。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硬是把山羊从20只繁殖到400多只，成为最成功的“孤岛放牧者”。有人问，张寿春在那样极端的困难条件下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最根本在于当他把垦荒作为奋斗的信仰、作为终生的事业时，他的内心是充实的、快乐的。一生奋斗的人，从不会感觉空虚和迷茫。 三、一生用心做好一件事。年少时，我们觉得可做的事情很多，每一扇机会之门都如同大海般敞开着。长大后慢慢才懂得，真的能做成一件事，做好一件事，就足以慰平生了。因为那一桩你倾情投入的事，必定是你热爱的事，必定是你愿意用最大的专注度去完成的事。把生命托付给这么一件事，不是很幸福吗？从历史上看，伟大的人物被人铭记的往往也就是因为一件事，司马迁十三年创作《史记》，李时珍二十七年完成《本草纲目》，马克思四十年写出《资本论》，无一不是倾尽时光与精力，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温岭的已故画家郭修琳先生，一生都在画万里海疆。他弥留之际，在自己的临终画稿上写了一行绝笔：我要再画三天也。 对一个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专注于画画的人来说，诗心有所寄，匠心有所托，此生可以无憾。从台州这座“制造之都”来看，“一生做好一件事”，还有另一个内涵，就是“工匠精神”。吉利集团的技术达人吕义聪，他以工匠精神练就一手绝活，单凭耳朵就能准确辨别汽车40多种故障声音，一辆汽车1200多个整装配件，每个配件位置他都清清楚楚，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和全国技术能手。青年人都要学习这种“工匠精神”，内心笃定，用心做好一件事，就像汪国真的诗里所写那样，“既然选择了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诗与远方 一、走向远方，是为了感知世界的博大。青年人要勇敢看世界，要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和探索精神，要有宏大的眼界和格局。电影《后会无期》中有句台词，“你连世界都没有观过，哪来的世界观”。奥斯卡·王尔德说过“生活在阴沟里，依然有仰望星空的权利”。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写到“我们生存在一个奇妙无比的宇宙中。只有凭借非凡的想象力才能鉴赏其年龄、尺度、狂暴甚至美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在阅读《时间简史》时曾问过两个终极问题，“宇宙是什么？”“宇宙有目的吗？”南仁东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是“中国天眼”FAST的发起者和奠基人，他历时22年在贵州深山中建起球面射电望远镜，让人类有了望向宇宙深处的“天眼”，也有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南仁东星”。正是对这种未知的求知、对未来的探索，激励着人类不断向前。青年人在生活中不只是有自我的小世界，不只是有明星网红、娱乐八卦，当我们打开眼睛看这个世界，抬头仰望这个星空，这个世界很大很大，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大到激荡我们的内心、震撼我们的心灵。青年人要让自己的格局大一点，用好学、求知、思考去感知这个世界。 二、走向远方，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说过:“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很美,如果你有一颗美好的心灵,你就能发现美的所在。”因此，只有我们自己丰富才能感知世界丰富，自己善良才能感知社会美好，自己坦荡才能感受生活喜悦。青年人要永远保持对美好的向往，在生命中始终追求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能够发现美的人、一个有良好品格的人，让自己变得更好。在台州大地上，每天都有美好、感人的事情在发生。玉环有位“诚信老爹”王小先，11年前，王小先老人为了治好儿子的尿毒症，欠下亲戚朋友46万元债务。亲戚朋友借出钱时，有的连张借条都没要，甚至有人把这当作捐款了。王小先不识字，不会记账，却把这些债牢牢记在了心里。儿子离世后，70多岁的王小先一人干3份工，节衣缩食，用了7年时间将46万元债务全部还清，把做人的“信”字立了起来。天台有位“最美义工”袁晓恩，她有一副热心肠，尽管收入不高，但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在癌症病重之际，她决定做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公益——捐出自己的眼角膜，留下美丽双眸继续看世界，替她继续关爱这个美丽世界和自己爱的人。这些事迹，就是年轻人成长的养分，要把善良、诚信、感恩作为我们的人生底色，以后不论走多远，都能够“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三、走向远方，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们。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是一种博大的襟怀，是一种普度天下人的悲悯。在今年4月12日的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世界著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对全体同学说：“请不要把你们的努力只用于自己的成功，而是要用来帮助没有你们那么幸运的人。”青年人不要把个人利益当作人生唯一驱动力，不要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要更多地帮助别人。温岭的老水手龚桂方家境贫寒，靠收破烂在5年间资助了8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在确诊肝癌后，他连房子都卖了，但对学生的资助，却始终未停。后来因病情恶化医药费增加，龚桂方被迫停止了继续资助。当躺在床上见到资助的学生时，第一句却是“对不起”，他说：“对不起啊，叔叔病得很重，没法继续资助你了。”龚桂方带给我们的，是人间的温暖和大爱。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像他一样，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孤岛”。 当代台州青年人生逢风鹏正举、势如奔腾的新时代，无比幸运，也重任在肩。我们要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让青年成为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持久风景，让青年成为推动台州发展、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 （台州市委书记陈奕君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文章节选） 陈奕君 100年前，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可以说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革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由此拉开。 一、五四精神阐释 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爱国。一百年前的5月4日，北大学子一遍又一遍地歇斯里地喊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学子们用血和泪悲愤欲绝地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无一不受爱国精神的激励和鼓舞。李大钊更是提出“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陈独秀呼吁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等，都要出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亲日派。时过百年，五四运动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精神的核心没有变。今天，我们爱国的方式从为反对强权而勇敢地走上街头、集体抗争变成爱岗敬业、踏实工作，从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喊变成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们现在弘扬五四爱国精神，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牢牢把握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呼声，增强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积极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进步。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刻。面对日益沉沦、毫无生气的当时社会状况，五四运动呼吁变革创新、文明进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向学生呼吁，“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他还设想了“诚实、进步、积极、自由、平等、创造、美的、善的、和平、相爱互助、劳动愉快、全社会幸福的”理想社会。一百年过去，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追求文明进步，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方向和目标没有变，但追求进步的动力发生了变化，社会进步的动力从暴力革命变为改革开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日益幸福。李大钊、陈独秀等先哲们一百年前的社会理想我们正在实现，并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 民主。历经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贫弱的制度根源。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充分认识到民主对于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伟大意义。李大钊说，“政治的好坏，就在于为政者能否适应和发扬人民的自由意志。”陈独秀说，“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如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五四时期，爱国学子倡导废除封建专制，呼吁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制度。然而，当时他们其中绝大多数人崇尚的依然是西式资产阶级民主，有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但他们追求民主的目标不变，本质在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最终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对五四运动民主追求的本质飞跃。 科学。近代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入侵。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反映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极端落后。陈独秀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无不诉之科学法则”“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赛先生”的强烈渴望，表明了科学对于救亡图存的重要性。时过境迁。学子们崇尚科学的决心不变，思路在变。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正在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喊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崇尚科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全社会共识。 二、五四运动的重大意义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1949年5月5日，周恩来在学术界人士座谈会上对五四运动进行了评价：“五四”不是一般的纪念日，它是划时代的。之所以说五四运动是划时代的，主要是因为它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许多能人智士，无论是改良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是走的旧民主、旧科学的道路，而‘五四’以后则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所以说，五四运动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一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大批青年学生以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己任，并高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五四运动时，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全国民众奋起抗争，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 二是从五四运动开始，许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一次以自身的行动实现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三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一系列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周恩来指出，鸦片战争后，诸如太平天国起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无论是革命派与改良派，总是追求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民主主义，也就是英国、法国、美国实行的旧民主主义”，但最终都失败了。“历史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基础上，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资产阶级受两者的打击而无法发展”，而且“力量很弱，在洋场、商埠中大都是帝国主义的势力，农村中则是封建地主的势力，资产阶级对这两者都没法抵抗，因之不能领导这一革命运动”，所以旧民主主义注定要失败。而五四运动改变了这一状况。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与其中，并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坚定的斗争性在其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之后的革命斗争中，领导者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同时，五四青年奋斗的道路“解决了知识分子要革命应该依靠谁的问题：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与广大的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农民，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结合才能发挥力量，这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四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准备。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谈到五四运动对文化的影响时，直接引用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那段著名评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所向无敌。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接着，周恩来分析说，五四运动之后，“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文化的主导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文化思想的主导，是文学艺术的方向”。 五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并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早在80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通过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斗争实践中懂得，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 三、传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100年来，中国青年满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积极投身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事业，为人民战斗、为祖国献身、为幸福生活奋斗，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4月20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继续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为民族复兴而高扬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旗帜，是五四精神的基本内核。历史走过百年，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五四精神。我们坚信，中国青年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深厚家国情怀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伟大创造力的青年！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和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台州的青年们尤其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的新期望，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和市五届三次党代会精神，以“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为主题，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现代化湾区建设统领“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和“新时代美丽台州建设”，以“服务创新年、基层基础年”为工作主抓手，围绕“两抓”强创新、狠抓队伍强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传承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为奋力推进现代化湾区建设，谱写台州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强大思想力量、精神支撑和文化引领。 一是要在坚定信念中树立远大理想。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观念新颖、兴趣广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青年探索未知劲头足，接受新生事物快，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强，对实现人生发展有着强烈渴望。青年志存高远，就能激发奋进潜力，青春岁月就不会像无舵之舟漂泊不定。青年的人生目标会有不同，职业选择也有差异，但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离开了祖国需要、人民利益，任何孤芳自赏都会陷入越走越窄的狭小天地。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到人民群众中去，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 二是要在绝对忠诚中热爱伟大祖国。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很耻辱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 三是要在担当作为中勇于砥砺奋斗。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接续奋斗，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更不会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但没有任何一次苦难能够打垮我们，最后都推动了我们民族精神、意志、力量的一次次升华。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好传统一点都不能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然会有艰巨繁重的任务，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特别需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奋斗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往往荆棘丛生、充满坎坷。强者，总是从挫折中不断奋起、永不气馁。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毫不畏惧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用青春和汗水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四是要在履职尽责中担当时代重任。时代呼唤担当，民族振兴是青年的责任。鲁迅先生说，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迫切需要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只要新时代中国青年都勇挑重担、勇克难关、勇斗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充满活力、充满后劲、充满希望。青年要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勇立时代潮头，争做时代先锋。一切视探索尝试为畏途、一切把负重前行当吃亏、一切“躲进小楼成一统”逃避责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成不了事的，也是难以真正获得人生快乐的。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珍惜这个时代、担负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让青春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中绽放，让人生在实现中国梦的奋进追逐中展现出勇敢奔跑的英姿，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是要在岗位历练中增强过硬本领。青年是苦练本领、增长才干的黄金时期。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抓住黄金时期，具备担当的才能、成事的本领，关键是在本职岗位上反复历练，练得越多越扎实，能力提高就越快。当今时代，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这既为青年施展才华、竞展风采提供了广阔舞台，也对青年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不论是成就自己的人生理想，还是担当时代的神圣使命，青年都要珍惜韶华、不负青春，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使自己的思维视野、思想观念、认识水平跟上越来越快的时代发展。要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化，一是坚持勤学苦练，勤奋出真知，实干长才干；二是敢于挑战困难，“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要不怕困难，敢于挑重担、啃硬骨头，在大事、难事、急事中经受“多向锻炼”，努力做到在各种情况下都能从容应对；三是善于思考总结。能力从学中来，从干中来，也从思考总结中来。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增强学习紧迫感，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努力提高人文素养，在学习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在工作中增长才干、练就本领，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 六是要在坚持操守中锤炼品德修为。人无德不立，品德是为人之本。止于至善，是中华民族始终不变的人格追求。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基，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远。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面对复杂的世界大变局，要明辨是非、恪守正道，不人云亦云、盲目跟风。面对外部诱惑，要保持定力、严守规矩，用勤劳的双手和诚实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拒绝投机取巧、远离自作聪明。面对美好岁月，要有饮水思源、懂得回报的感恩之心，感恩党和国家，感恩社会和人民。要在奋斗中摸爬滚打，体察世间冷暖、民众忧乐、现实矛盾，从中找到人生真谛、生命价值、事业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要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善于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的身上感受道德风范，从自身内省中提升道德修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让清风正气、蓬勃朝气遍布全社会！ （作者系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五四遐想 刘东生 五四运动时的临海 项士元 项土元（1887-1959），原名元勋，又名家禄，石槎，临海城关人。五四运动中，发起成立台州救国协会，被推为会长。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北京发生后，很快就传遍全国，临海也不例外，以六中学生为主组织台州救国协会，进行反帝、反奸商的爱国活动。 1919年，北京学生在示威游行中惩办了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等之后，又号召全国响应。具体措施是：一，通电各省组织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为政府外交后盾。二，提倡抵制日货。三，派代表赴各地接治。四，组织演讲团，到各地唤醒民众注意外交，并劝用国货。五，组织学生义勇队，从事军事训练。六，组织十人团，维持内部秩序，并谋增进团结。 我临海青年在此浪潮上，纷纷响应。当时以台州六中为主，于1919年5月28日下午，召开各学校各团体救国大会，组成台州救国协会，通过会章，设立演讲调查等队及剧团，并举行游行示成。又编印了《救国旬刊》，后改为《赤城丛刊》，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参加的以六中、六师学生为最多，演讲队后改为宣传队。《赤城丛刊》地址在紫阳宫，剧团叫“爱国新剧团”，地址在东岳庙。 1920年元且，协会在今人民广场（注:原道司里，现人民影剧院处）举行“烧日货赠寒衣大会”，人心大快。寒衣是利用没收来的日本布制成，前后写“毋忘国耻，抵制日货”八字。 1920年2月，协会查获旧府前源泰布店购进大批日本布匹，将其没收。该店店主王端友勾结朱之章、朱柳青兄弟，率无赖十余人，持铁尺、短棒等武器，于4月14日晨，捣毁协会，抢去日货。协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一，以快邮代电，将朱芝青（即朱之章）、朱柳青兄弟破坏救国运动情况，通告京、沪、杭等地台州同乡。二，函请回浦当局（朱柳青是回浦教师）协助追回所抢源泰日货。结果，北京、上海等地台州同乡均申斥朱等“甘心卖国”，并支持协会。 不久，海门调查队又查获及没收信远、日升、金成、协泰昌各店日本布五百匹，该店主王楚卿（即王文灏）等，亦雇百余无赖将布抢去。本会得讯，立即前赴交涉，经何丰林（海门镇守史）庄纶仪（临海县知事），严秉钺（临海劝学所所长）等出任调解，王楚卿交还日布五十尺，其余布商标布头具已剪去，后协会把这五十匹布制成衣服，赠送贫民。 后，王楚卿等蓄恨向浙江省督办（军阀）卢永祥、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等控告救国协会。反动政府通电六中校长等，迫害台州救国协会会员，将教师停职、学生开除，台州救国协会也就停止了活动。 附： 京沪台州同乡来电：农历三月初四日（阳历4月4日）上海台州同乡陆海台等来电云:“劣绅朱之章指使（支持）奸商王端友，捣毁协会，抢回劣货，甘心卖国，殊属可恨，请致制裁，以达救国，初表同人等愿为后盾。” 初五日，北京同乡来电云:“朱之章护奸商，劫劣货，破坏救国运动，不即悔罪，送回劣货，决严厉对待”。 浙江自五四运动发生，杭州第一师校由经享颐领导，绍兴第五师范由夏丐尊领导，台州第六中学由项士元领导。青年思想大为转变。第一师范学生发行《浙江新潮》，台州救国协会发行《赤城丛刊》。同时，临海并有爱国新剧团的组织，伶人1金湘恭、王明潜等，剧员都是各校学生，地址东岳庙。当时项士元曾作戏台对联云:“集福消灾，趁今宵从个中渠择；报仇雪耻，愿各界鉴此辈行为”。又1920年元旦，假城隍庙演出，项士元又为撰一联:“倭寇未除，权借鼓帮兴敌忾；桃符初换，聊翻面目颂升平”。 1920年元旦，台州救国协会在运动场举行“烧日货赠寒衣大会”，项士元撰联云:“瞥眼看贫民，感怀忧国热诚，今借寒衣留纪念；决心除仇敌，速奋撑天巨手，检齐日货付云烟”。 1919年6月9日，台州救国协会正副会长毛云鹄（当时六中校长），秦楠、杨文斋等同时提出辞职。众推项士元为会长，项当时放声大哭，即含泪起草一电致北京总统府及国务院。略谓“报载京学生多人惨遭非法逮捕，各界愤激异常，请速释放学生，严惩卖国贼，以谢天下”。 7月10日，李敬骖、陈荩民、郭智石、沈伦（沈敦伍）等组织台州学生联合会。 7月14日海门王楚卿，购进日本太阳牌布匹，被牟漠等查得五十二四，商学交哄，临海知事庄纶仪邀项士元、严梓恭、李召辅等赴椒，访王楚卿，他态度强硬，不肯引咎。后与六县学界讨论，议决举代表六人向王接洽，但当日六县商界闻风前来的百数十人，由项士元、陶寿农、何藕生、许蟠云、沈见谷等协商决定，王氏日货应即交出，事后调查事务，另组商学联合会担任。27日，海门商学联合会成立，推萧北海为调查员。 农历八月初四（阳历10月7日），临海青年团开筹备会，推项士元为主席，严子恭、蒋子元等为筹备员。 1920年农历正月，《台州日报》创副刊，发起人洪舒新、蒋子元、许祥椿、陈鹿芝等，以改良社会维持风气为宗旨。 （此件由原临海文化馆工作人员曹小六同志抄录保存。曹说：前面部份是项士元先生在五十年代的遗作。后面部份看来是补充项士元的资料，或者是访问项士元的记录，作者是谁无可考证。1983年1月4日，编者带此件访问沈教伍老先生，沈君后，说史实是真的。并改正了好几处错别字。——编者） 原载：《五四运动在台州》（中共台州地委党史办、共青团台州地委 编）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即便依据长江天堑也难以组织起系统的防御。在美国指使下，国民党政府再次释放“和谈”烟幕，企图获得喘息机会，卷土重来。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根据中央的部署，浙东临委决定适当集中武装，攻打中小城市，形成小块解放区，配合大军南下。 按照浙东临委的部署，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计划进行一次攻城演习战。经过对政治形势、社会情况和地理形势的反复分析，最后决定首先攻打天台城。作出这一战略决定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天台南北两头都有大岭阻隔（北有会墅岭，南有猫狸岭），可以踞险阻击援兵；二是国民党一向重视天台，如果攻下天台的城防，对国民党形成政治上的冲击，必将大大超过攻下其他县城；三是天台城处于杭州到温州的公路线上，打下天台，军事影响较大；四是彼时，蒋介石正“引退”在奉化溪口，国民党军警云集浙东保驾，如果浙东临委抓住时机成功攻克天台县城（因天台临近奉化），将给蒋介石当头一棒。 一攻天台城 1949年2月初，春节刚过，为了迷惑和麻痹天台、三门的国民党守军，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率第三、第四支队转移至东阳县尖山镇（现属磐安），并在尖山开展紧张地练兵活动。战士们冒着风雪，白天练习射击、刺杀、爬城、跳壕；夜晚练习摸哨、格斗、巷战，积极准备攻打天台县城。 为了隐蔽作战意图，转移国民党武装的注意力，浙东临委指示新昌地方党组织在新昌城内张贴游击队攻打新昌的标语，散发解放新昌的传单，造成革命武装即将进攻新昌的假象。这一系列行动使得新昌城内的国民党政府要员坐立不安，而真正面临进攻的天台县城里，国民党县长徐承德却毫未察觉。 早在1948年底，浙东临委就将民主同盟盟员汤圣贤和进步青年孙新方遣返回天台老家，任务是帮助搜集情报和物色内应人员。当时，恰逢年关，汤圣贤、孙新方以走亲访友的名义与国民党政要军警地方实力派接触，设法了解天台守军的武器装备、军事设防等情况。1949年1月，汤圣贤在其父开办的“聘三医院”三楼召集天台各界人士举行时事座谈会，与会者态度各异，既有倾向进步的，也有极端反动的。汤圣贤则以超脱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者身份出面。会上谈及万一解放军打过长江，国民党军队撤离后，天台县城该如何保护等问题。汤圣贤、孙新方借此了解与会者的政治态度，并间接宣传革命形势，启发他们用正确的态度迎接解放。此外，二人还物色到一部分内应与向导人员。 为进一步收集情报，在进攻天台前夕，第二游击纵队侦察参谋蒋杰奉命入城，以汤圣贤姑表兄弟的身份，与汤圣贤、孙新方取得联系，并以观光闲游之名，实地勘察天台县城国民党武装兵力部署情况。孙新方积极配合蒋杰的侦察活动，以《天台县志》的城关略图为蓝本，编绘了一张军用图，交蒋杰带回部队。 一切准备就绪后，1949年2月9日下午，浙东二纵队从尖山出发，急行军近百里，当夜逼近天台城。10日凌晨，各部进入指定地点，发起进攻天台县城的战斗。除部分兵力扼守会墅岭，控制猫狸岭，卡断南北通道外，二纵队的“机动”、“灵活”、“铁流”、“铁马”等部共七八百人，向预定目标发起猛烈进攻 “机动”部队从天台东北角城缺突入城内，然后兵分三路向国民党驻军发起攻击。第一路由“铁马”突击队一马当先，“机动”的一个排紧随其后，直扑齐家祠堂。向导原为国民党自卫大队第一中队的班长，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带领突击队很快冲进驻营，一枪未发，俘虏自卫大队第一中队全体官兵。第二路是由“机动”的一个排，负责进占映台庙的警察局。由于内线接应，部队很快突入警察局，将局里警察全部缴械。第三路是汤圣贤带领的“机动”另一个排，进攻国民党天台县政府。冲在最前面的突击班在靠近县政府时，遭到埋伏在鼓楼上的国民党刑警队负隅顽抗，双方发生激烈战斗，“机动”部队突击班副班长夏学忠、战士杨鸿庆中弹牺牲。后续战士个个义愤填膺，奋不顾身地向前冲杀，一鼓作气占领了县政府。 “灵活”部队兵分两路：一路将驻陈家祠堂的国民党天台自卫大队第二中队包围起来，很快将该中队就地歼灭；另一路直冲营前，包围国民党县党部，擒获反动头目叶绍春。 “铁马”部队的另外一部份战士在城外待命。城内枪响时，他们就沿着城脚从南北两个方向扫荡沿城守军。听到城内枪响后，原驻防各城楼的“浙保”纷纷撤逃，天台北门至大南门的弧形城防很快为“铁马”所掌握。 四支队长邵明率“铁流”部队一个排进攻大西门前，城门的顶门杠早已被内应人员暗中卸掉，因此“铁流”部队顺利地冲进城内。不到半个小时，国民党在城里的所有据点都被游击队攻占。 然而，“铁流”另一个排和“台西独立大队”攻击广济庵守军时，遭到守军的顽抗。该处守军是“浙保”突击大队的一个中队，他们凭借精良的武器和深院隔水的有利地形，用机枪封锁桥面，游击队一时难以突破。城里的战斗胜利结束后，指挥部立即组织部队兵分三路包围广济庵守军。守军见势不妙，接连三次冲锋企图夺桥南逃，都受到游击队阻击，“浙保”突击大队中队长被击毙。守军见逃跑不成，就退入营房。游击队趁机冲过大桥，冲到营房门口，包围了守军据点。被困在营房里的守军用机枪向外疯狂扫射，“机动”四中队副排长邱康超对守军喊话时中弹牺牲。此时，“铁流”一排长金丕祥在另一名战士配合下，紧贴墙壁，隐蔽前进，接近营房，趁守军枪手准备换梭的一刹那，伸手抓住发烫的枪管，一扭一扽，使劲夺过机枪。“缴枪不杀”，我游击部队一边继续火力密集攻击，一边高声喊话，渐渐地，“浙保”突击大队不再打枪，挑起一顶发白的军帽从楼窗口向外挥动，以示缴械投降。 第一次攻克天台县城的战斗，浙东游击纵队以较少的代价换来辉煌的战果，游击队牺牲3人，共歼守军300多名，缴获轻重机枪7挺，长短枪358支及大批弹药，以及收报机、印刷机等大批物资。 此次克城战斗，极大地鼓舞了浙东军民的革命斗志，推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国内外引起不小惊动。当时的《东南日报》、《大公报》、《文汇报》均在显要版面以大字标题予以报道。大洋彼岸美国一家通讯社也报道说：“活动在中国滨海的红色游击队居然解放了距蒋介石氏家乡仅一百八十华里的天台县城。”为了挽回败局，国民党赶忙从新昌、临海、三门等地调兵数千企图重占天台城。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则在完成了预定的演习性作战任务后，按原定计划，于2月11日主动撤离天台县城，并教育释放了叶绍春等人。 二攻天台城 浙东第二游击纵队从天台县城主动撤离后，部队经过休整，于2月16日在宁海山洋召开解放三门作战会议。17日，一举攻克三门县城海游和重镇亭旁，解放三门。三门解放后，浙东主力部队挥师西进会稽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考虑到会稽方面暂时没有进攻的目标，为了进一步扩大游击队的军事政治影响，解决给养问题，决定回师再攻天台县城。 行动前，指挥部派侦查员入城侦察。当时，守城国民党部队主力为国民党台州专署保安独立营的一个连，约130人枪，配有4挺机枪，白天，守军分驻天台县枫树头山碉堡、文明门城楼、东郊等处，入夜情况不明，只见县城四门紧闭，守军放哨警戒。在粗粗掌握敌情后，指挥部于3月1日深夜召开中队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作战任务。2日凌晨，浙东游击纵队再次奔袭天台城，参战部队有纵队第三支队的“天台”（原“机动”）、“三门”（原“灵活”）顽强（原“铁马”）等部七八百人。 按照部署，“三门”部队对付枫树头山、文明巷一带敌人。由于枫树头山碉堡与文明门等城楼，国民党守军白天荷枪实弹防守，夜里缩回大雁山碉堡，所以“三门”部队轻松占领枫树头山，控制小北门城楼，随后部队直下文明巷，到达国民党县政府门口。另一边，指挥部直结率领“顽强”部队爬墙进城，直插县后巷，撬开东西两园的大门扑入国民党县政府，只见里面静悄悄的，废纸杂物散落满地，第一次克城战斗留下的现场仍旧没有清理。显然，国民党官员没有在县府里留宿，搜索中也只在节孝祠找到几个躲起来的散兵，游击队再次轻而易举地占领国民党天台县政府。占领县政府后，“顽强”部队立即往左奔向应台门去攻击城楼上的独立营守军。踞守在城楼上的国民党独立营守军，依仗武器上的优势，居高临下地向进攻部队扫射。艰难时刻，一位“顽强”战士绕道前进，爬上紧靠城楼的屋顶，再沿屋栋腾身跃上城楼屋脊，扒开瓦片，将枪伸进楼内猛烈射击。吓得楼内守军急忙逃出城楼，向城外跑去，守军排长半路回头举枪顽抗，被游击队击毙。到此，游击队仅以3人轻伤的代价，便将守城国民党武装歼灭，再度攻克天台城。 城内战事顺利进行，但是在攻取东郊大雁山的战斗中，游击队处境却非常尴尬。原计划由“天台”部队分两路包抄大雁山守军，不料，那天凌晨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向导辨不清东南西北。“天台”部队在田塍间摸索前进，搜寻目标，忽然隐约发现几座高耸的碉堡，不料，被堡内国民党守军发觉，先开枪射击我游击战士。副班长沈宇康中弹牺牲，排长邢祥生和班长徐金中受重伤。各排游击战士见状，只能压足子弹，对着模糊的碉堡，狠命还击。上午9时左右，大雾散开后，才发现我游击部队误入荒草坟堆里，被碉堡群里的国民党守军火力交叉控制，难以脱身。尽管形势极其严峻，“天台”部队的战士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尽力利用地形进行英勇顽强地战斗。战士们有的用渗湿的棉被盖在自己身上做掩体坚持战斗，交替掩护、滚动；有的急中生智给稻草人穿上军衣军帽，诱敌射击，突破封锁；有的搭成人梯爬冒着弹雨爬上碉堡投掷手榴弹，却被守军居高临下甩下的手榴弹炸伤牺牲……战斗异常艰难，在守军碉堡群火力网内的游击战士，一移动就暴露目标，难以退出。指挥部试用60炮轰击碉堡，可是由于游击战士离碉堡太近，易造成误伤，不能猛轰，60炮威力难显。新任副支队长汤圣贤见状，自告奋勇开展喊话宣传，发动政治攻势，大声宣传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告知游击队已占领天台县城，劝堡内守军投降，却不幸被杀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枪弹洞穿胸部，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战斗一直坚持到傍晚，游击队才在暮色的掩护下撤出大雁山，指挥部下令部队移驻天台县西区平镇休整。虽然第二次克城战斗使得浙东游击纵队付出了牺牲10人、伤37人的重大代价，但是不到一个月时间，游击队连续两次攻打天台县城，足以令退居溪口的蒋介石寝食难安。 护城战斗和天台的解放 游击队第二次进攻天台城之后，蒋介石出于保护老巢、开辟逃跑路线的需要，将江北败退下来的嫡系“长江部队”220师一团调到天台，以加强防务。“长江部队”在当时堪称武器精良，装备齐全，弹药充足。“长江”进入天台后，对驻地百姓张牙舞爪，敲诈勒索，强迫百姓供应食物。 与此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人民群众迅速觉悟起来，纷纷参加解放军，革命队伍不断壮大。天台地方武装也发展迅速，特别是山区，到处都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地方武装在党组织领导下，在加强游击基本区防务同时，主动出击，用“捉迷藏”、“打麻雀”等办法，在进驻地张贴标语，发动群众反对“长江部队”到处派柴、派菜、派粮，甚至半路拦截“供应”退还给群众，搅得“长江部队”寝食不安，不敢出城镇一步。为求“安宁”，“长江部队”牛团长特备一担酒食，派人送到后岸村，央求地方绅士出面同中共临天仙工委谈判，“谈判”中心内容是“长江部队”派“供应”的地域范围。结果，“谈判”未成，“长江”牛团长非常恼火，他派出一个加强连，全副武装到“最难收的紫凝乡”去收“供应”。游击队四支队二大队得到情报后，在铁石岭峡谷进行伏击，“长江部队”不仅没有收到“供应”，反而丢下5具尸体，拖走了12个伤员，狼狈逃走。就这样，天台地方游击武装想方设法牵制住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正规军，使他们龟缩在几个据点里，不敢远出。地方游击武装这一切卓有成效的活动，为迎接大军南下和解放天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4月22日，百万雄师渡过长江。23日占领南京。随后，大军继续南进。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顺利接管城镇，稳定社会秩序，4月下旬，中共台属工委与四支队发出《关于政治整训的指示》，月底，四支队和台属各县大队、区中队排以上干部以及部分地方干部（除少数原地留守外），都集中到三门亭旁进行整训。一系列党的政策、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的教育，大大提高了台属地区广大干部和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为顺利解放接管天台县城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5月3日，杭州解放。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5月中旬，中共台属工委在三门海游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结束中共天新工委机构，成立中共天台县委及县人民政府，邹逸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面对渐逼渐近的解放大军和日益精干的地方游击部队，台属国民党军政头目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5月22日下午，在天台城内工作的张谦，根据“长江部队”拆电线、整理行装的迹象，推断国民党守军即将逃跑。张谦立即设法将这一情况通报天南工作队留守班，工作队得到消息，即刻派人飞奔三门海游，报告中共台属工委。23日上午，“长江部队”仓皇逃离天台，国民党在天台的所有机构随之解体，天台县城沦为一座混乱的空城。通过协商，23日下午，浙东第十办事处驻天台港南工作组留守人员到达坑边村，接受国民党县自卫大队叶良金中队的投诚，并邀约玉湖街裘定章带人进城协助维稳。24日凌晨，浙东第十办事处驻天台港南和欢岙的工作组先后进入天台城，建立工作机构，维持地方秩序。进城游击武装书写安民告示张贴于县府大门口照墙上，要求在城居民保持镇静，维护治安，遵守社会秩序。至此，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控制了天台县城。 台属工委接到天台方面的情报后，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并作出三条决定：1.地方武装未经台工委批准，一律不准入城；2.命令天台县商会会长袁炼和第一次克城时被游击队俘虏经教育后释放回城的原天台国民党头目叶绍春等人，负责保护国库资产，机关档案；3.命令在三门整训的台属武装主力四支队和天台县委领导，立即奔赴天台城。 就在四支队赶赴天台城途中，以褚定强为首的一伙武装土匪准备乘机进城洗劫。彼时，我进城武装尚在布置城防，褚定强的先遣人员混进城了。随后七八十名土匪押着百多名民夫带着箩筐、麻袋，企图进城洗劫。未等土匪大部队近城，我进城武装已关上城门。于是，武装土匪就占领临川桥西首的桥上三层楼、茶楼等有利建筑物，与城里守城部队对垒。在此紧急关头，天台城内留守人员立即行动起来，以裘定章为首的群众武装和刚投诚过来的原国民党天台县自卫队叶良金中队分赴各城门协同防守。叶良金凭借与褚定强有亲戚关系，出城劝褚定强退出城区，听候调遣。但是，褚定强匪性不改，拒绝劝说，指使部下开枪，叶良金不幸中弹牺牲。城楼上的守城部队随即应声开枪还击，打响了护城战斗。护城战斗得到天台城里各界群众积极支持，许多群众将“长江部队”逃跑时丢失在城里的枪弹主动送交守城部队，商会会长主动献出私藏的枪弹，还动员各商家送来馒头、糕饼、点心、茶水，慰劳守城战士。尽管褚定强部沿着小西门、北门，逼近东门，多次试图寻找薄弱点突击进城，但我守城战士在群众的支持下，沉着应战，奋勇还击，使土匪无机可乘。 为了抢时间，邵（下转第24页）（上接第54页）明又指派肖群率第三大队第二中队日夜兼程，25日凌晨赶到天台县城。土匪获悉台工委的大部队即将赶到，不得不狼狈撤逃。护城战斗宣告胜利结束。8时左右，中共台属工委与中共天台县委领导率第四支队和天台县大队武装雄赳赳地开进了天台城。随后，四支队和天台县委顺利接管天台县城，并成功收编部分散兵游勇。经过三次战斗洗礼的天台城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解放！天台县城的解放，对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全浙东起到有力地推动的作用，进一步加速了台州解放的进程。 （作者系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处干部） 五四运动爆发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它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和国内两个阶级壮大的条件下发生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前集合，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会签字”等口号。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三十余人，全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学生也纷纷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在日本、法国等国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南洋华侨学生都展开了爱国活动。六月三、四两日，军阀政府又逮捕了北京学生近千人，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等地的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罢工，上海和全国各重要城市的商人也先后举行罢市。 是年，我正在临海浙江省立第六中学读书。五月六日北京消息传来，全校学生群情激愤。当夜同班同学朱熙召开全班（分甲、乙两个班）一百余名同学大会。朱熙向同学们作了报告。决定响应北京学生号召。第二天即付诸行动，学校罢课，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检查各商号日货，并派学生日夜守住各码头，把查获的日货集中到体育场，然后浇上火油当众焚烧。在学生罢课宣传、抵制日货等活动两个多礼拜后，校方决定提前于五月底放暑假。同学各自回家，我是仙居皤滩人就回皤滩。 回家前夕，我会同仙居籍的六中同学和省立第六师范学生二十余人，到仙居后又邀请宝相寺等小学的校长、教师共约三十余人组成宣讲团，推举埠头绅士王福翰为团长、十都英绅士张绍林为副团长（此二人均系清秀才），我任总干事，陈邦念、叶熙、陈国治等四位同学任干事，具体负责宣讲团事宜。我用幅白布画了一幅五六尺长的中国大地图，将日本画成一条蚕，中国如一张桑叶状，含意蚕吃桑叶，在山东省青岛处着以红色，表示蚕已吃了桑叶一角。宣讲团举着这幅地图，出发到埠头、横溪、皤滩、板桥、白塔、曹店等村镇，在热闹的街上宣讲并检查日货。发现日货，当即盖上宣讲团图章，说明卖完为止，以后不准再贩卖日货。 凡是演戏的地方，我们都整队前往演出。第一次先去村庄大、人口多、族性又强的埠头戏场。为了演讲顺利，收到预期效果，一到埠头，先去拜会区董（区长），请秀才王福堂老先生，向他阐明要演讲的情况和主要内容，请他出来主持会场。在得到他的支持，信心大增，我消除了胆怯和其他种种顾虑。戏“闹台”后，王老先生首先作了简短讲话，向听众介绍了宣讲团情况和演讲目的，要求大家静听，不要喧哗。宣讲团推我演讲，我义不容辞，站在台上，另有两位团员执着大地图站在背后，我先向台前听众一鞠躬，接着就慷慨激昂地陈词。大意是：袁世凯卖国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在民国四年（1915年）指使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到了民国七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翌年（1919年）一月在巴黎召开二十七个国家参加的和平会议（简称巴黎和会），中国北洋政府总代表陆征祥代表战胜国出席会议。因为和会完全为美、英、法三国所操纵，漠视中国主权和战胜国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消息传来，群情愤激，全国哗然。北京大学学生带头掀起了爱国的五四运动。东方睡狮京醒了!我们决不容许北洋政府的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决不容忍小日本再来蚕食我国。严惩苟同列强瓜分中国的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我一面讲一面指着地图，继续讲：我们好比一张桑叶，日本象一条蚕，现已经蚕食了山东省青岛一块国土，妄想把中国食尽，朝鲜已经被日侵占，日本佬在朝鲜任意抢夺老百姓的粮食和财产，任意烧杀，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还不准三个人在一处谈，五户人家并用一把菜刀……我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做亡国奴，大家团结起来，坚决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签订和约。惩办卖国贼……这次演讲近千个男女老幼乡亲，都肃穆静听，同仇敌忾。对卖国贼和日本鬼子的罪行极为愤恨。不仅男青壮年，就是青壮妇女也高喊：“我们团结起来去打日本佬!”“决不做亡国奴!” 第一次演讲的成功和各百姓的爱国热情，鼓舞了我们进一步开展宣传的信心。接着又到曹店、湫山洋、郑桥、徐山殿。还爬山越岭到十三都娘娘殿等地去演讲。记得去娘娘殿时，正值农历七月七，是娘娘一年一度的庙会。那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去敬香拜佛看戏的有两三千人。趁这个大好机会演讲，果然收效颇大。由娘娘殿去四、五里有个尚仁村，这个村的村长再三邀请我们去演讲。可惜，那时我已经在各地奔波演讲了月余，身体正在发烧，精神感到疲倦。可是该村长诚恳地说:“我村多数姓陈，你也姓陈，你我是同宗，再说我们村从没见过秀才，你们就是秀才，请一定到我们村演讲一次。”我被他们的热情所感动，受他们爱国之心所鼓舞，又感到盛情难却，就答应下来。他回村讲，全村轰动。我们去的那天正是天气炎热，村长约同另一位长者穿白长衫（当时乡村少有，表示敬客），步行三四里外迎接。非常巧合，村上的一所小学有一班学生毕业，杀猪宰羊办酒席，邀请我们参加庆祝演讲。山区老百姓的爱国热情之高涨，我们都极受感动。十分遗憾，自己这时感到体温更高了，只觉遍体酸疼乏力，团长和团员极为关心我的身体，一定要我先回家去休息。我唯忍累赘大家，影响宣传工作，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翻山越岭，步行近三十里才回到家里。 时间虽然已过去六十多年，当年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每思及此，觉得这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不平凡的暑假。曾写有七绝一首留念。 日寇亡我廿一条， 青年到处涌怒潮。 我辈组织宣讲团， 听众愤愿上战壕。 （陈静秋1985年4月22日 85岁回忆） 原载：《五四运动在台州》（中共台州地委党史办、共青团台州地委 编） 五四运动在仙居 陈静秋 台州解放纪念日的由来 许宏志 5月29日是台州解放纪念日，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确定5月29日为台州解放纪念日，可能好多人不知道。 199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暨台州解放50周年。50年前，台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求自身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炮声中，争得了自己的解放。这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但是台州是行署建制，作为省里的派出机构，不像杭州、宁波、温州有自己解放的标志性日子。 随着1994年台州的撤地设市，台州形成了自己的中心区域。于是，1998年12月18日，中共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向市委打报告，建议确定5月29日为台州解放纪念日。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根据台州解放的进程，从1949年2月17日三门县城解放到7月10日仙居县人民政府成立，历时近5个月。而原地区行署所在地临海县城和台州市主城区之一黄岩的解放时间同为1949年的5月29日。也就在这一天，国民党第六区保安独立团团长楼光明和临海县县长汪振国联合起义，国民党第六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葛天和副司令何目远先后被押至独立团团部，国民党台州党务督导员陈启忠及其掌握的“反共救国团”也被迫投降。至此，国民党在台州的党政军机构随之解体。所以，确定5月29日为台州解放的标志性日子，比较贴近历史，贴近现状，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1999年2月11日，经市委书记办公会议研究，同意确定每年的5月29日为台州解放纪念日，并以台市委办抄〔1999〕4号文件告知市委党史研究室。台州市在那天召开了纪念台州解放50周年报告会，市委主要领导在会上作报告。市委党史研究室也在此期间举办了“庆祝台州解放50周年展览”，展览以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画面，反映了台州人民的光荣传统、巨大的创造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全市各地巡展后，社会反响很大，既广泛地宣传了台州，又扩大了台州的影响力。 （作者系中共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本文原载于《新台州》2009年第10期） 编者按：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黄岩和平解放70周年。1949年5月29日，黄岩起义成功，获得和平解放。从此，黄岩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民主建政和生产建设工作，开创历史新纪元。特发此文，以示纪念。 自中共黄岩县委在1928年5月成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黄岩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展开了一幅气势磅礴、绚丽多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画卷。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黄岩终于迎来了和平解放。 多方谋划来起义 黄岩的策反起义是在椒南工委、永乐黄边区委、仙临黄边区委、丽水缙云县委等4股力量的推动下，经4个方阵一起谋划下取得成功的。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大陆反动统治的覆灭。黄岩西、南乡离城十余里外的乡、保政权，已基本被浙南永乐黄边区委和仙临黄边区委摧毁或控制，对黄岩城区已形成了紧缩包围之势。在全国和本地区解放战场胜利形势的强大压力下，县长朱焯、县参议长朱劼成、县副参议长王维积、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吴锦纶等急于和我党取得联系，谋求起义。 第一方出场的是徐琮、李文辉。 中共缙云县委书记 李文辉 李文辉（1918－2011）：1934年毕业于县师范讲习所，曾任小学教师多年。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任中共缙云县委直属区委宣传科长。9月，调任中共青田万山区委书记。1942年1月，任中共青田县特派员。1943年5月，奉调回缙云工作，任中共缙云县特派员。1944年4月任中共处属特委委员。6月，党的县、区级领导机关恢复委员会制、中共缙云县委特委，任县委书记。 1948年11月，朱焯接到县长职务的任命准备上任，就电告缙云同乡好友徐琮来黄担任心腹助手，此时已经参加革命工作的徐琮向中共缙云县委书记李文辉汇报，县委认为这是对朱焯进行统战工作有利时机，同意徐琮前往。徐琮11月下旬抵达黄岩，多次与朱焯面谈。朱焯告诉徐琮：“请你帮我与李先生接洽，但要绝对保密。” 1949年3月上旬，李文辉回信：“欢迎同我们合做生意，希他安心照常工作。”从此，朱焯有了起义的思想准备。4月19日凌晨，把徐琮叫起来说：“南京国府已危在旦夕，局势如此紧张，你写信给李文辉先生已经来不及了，劳你马上动身回缙云，请李文辉先生速派部队来黄岩接收县政权，我们黄岩7个自卫中队、七百多支步枪和机关枪，全部都交给他们接收。此事急如救火，不能再拖延了。”徐琮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写信既拖延时日，也怕节外生枝，就于翌日动身。因为临海至仙居途中常有土匪出没，只好绕道温州、青田，经丽水回缙云。 辗转10多天后，于5月3日徐琮才回到缙云老家池岭。恰逢浙东解放军第三支队在离其家五里的雅江村整训，当即向李文辉同志汇报黄岩情况。李文辉同志与支队傅振军政委等商讨后，告知徐琮：“考虑到黄岩县属于台州，与缙云距离又较远，不便派部队去接收。我们党已承认朱县长起义，由组织通知台州方面解放军游击队与朱县长联系，共商起义、接收事宜。请你回去协助朱县长继续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嘱徐琮在家休息几天后，由部队派一位浙南来的同志护送回黄岩。 　　5月9日，部队上来了一位姓郑的同志，是黄岩县乌岩区人，负责护送徐琮上路。他们俩当即动身，翻山越岭来到仙居边界地段。不想所有路口都被仙居县反动武装封锁。关卡上的仙居县乡保长、伪联防队看到缙云人就抓去关入“杉树刺仓”受刑。考虑到重任在身，若被抓走，个人受苦是小事，贻误大事可不得了，徐琮与郑同志商量后，决定回头再绕道温州方向。两人走到稠门村时，见街上群众欢天喜地，相互传递60里外的缙云县城已于早晨解放的消息。当即急赶县城，向县委汇报并请示。李文辉说黄岩县的起义和接收等事宜，已由组织作了安排，指示徐琮留在缙云，朱焯先生处可写一信予以说明。 　　自此，徐琮离开了黄岩。 第二方出场的是朱劼成、王维积。 光绪六年（1880年）出生在在城关司厅巷，父亲朱谦，举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2岁的朱劼成（即朱文劭，字劼成）中举人，两年后，连捷进士，获二甲第四名，同科者有沈均儒、谭延闿等后来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名流。1904年与沈均儒等同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的经历，1907年毕业，成为黄岩历史上第一位大学毕业生。1907年，朱劼成学成回国后任刑部贵州司主事、广西省提法使司提法使。1912年袁世凯调其为浙江省提法司长。1913年4月——1917年8月三度为国会、护法国会众议员议员。1913年12月又选为政治会议议员，次年选为约法会议议员。后来，先后担任了浙江民政司司长和江苏政务司司长。 在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国民党内人心惶惶，四分五裂，动荡局势。以黄岩大士绅、参议长朱劼成为首的县参议会向省政府建议，将警察局原局长朱焯升任黄岩县长，希望加强地方势力，以控制局面。同时，与他谋划起义事项。1949年4月上旬，朱劼成还在大湫巷与椒南工委委派的统战对象国民党师长方策之侄方圣浩洽谈，双方初步交换了相关起义的意见。参议长朱劼成通过女婿卢英逊的关系，派儿子朱有玠到路桥，把亲笔信交给椒南工委书记郏国森。副参议长王维积派茅畲小学校长牟宣江，请地下党员陪同赴西南乡求见永乐黄边区委常委蔡康春。 第三方出场的是徐德、郏国森。 中共椒南工委委员 徐德 中共椒南工委书记 郏国森 徐德，台州临海县海门镇人，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椒南工委宣传委员、副书记等职务。 1949年5月上旬，杭州解放后，徐德去海游向浙东台工委书记邵明、副书记王槐秋汇报工作。台工委指示：要加紧对敌联络谈判，筹备迎接南下大军。根据台工委的指示，椒南工委在西山农场召开扩大会议，着重商讨了策动起义和迎接大军两项工作。会后，椒南工委组织建立地下工作机构。 早在1948年8月，中共台属工委提出了“加强调查研究，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策略与方法”的要求。1949年春，中共椒南工委委员徐德和上级代表陈波涛，在海门共同研究了敌方人员中可争取的统战对象，开始安排对临海、黄岩、温岭三县县长的策反工作。椒南工委书记郏国森还成立了以徐德为首，由金洪教、项德鹏、杜临鸿、杨文美等人组成的地下工作机构，工作地点安排在黄岩城关双桂巷卢英逊家。后来，徐德、朱焯等人继续在朱劼成家进行谈判。徐德代表椒南工委提出起义的3个条件：一是切实保管好档案、资财；二是保证地下党和接收人员安全；三是将现有的武装人员、武器弹药和仓库存粮数目，尽快作出书面报告。经过协商，朱焯对此3条表示一一照办，双方达成了和平起义的协议。 小结一下。在各方的全力推动下，朱焯等人分别通过各种关系，与浙南、浙东方面的党组织和部队取得联系。朱焯派徐琮回缙云，要求李文辉派游击队来接管黄岩；朱劼成通过女婿卢英逊的关系，派儿子朱有玠到路桥，与椒南工委书记郏国森联系；王维积通过原三青团股长刘年生，请茅畲小学校长牟宣江与地下党员何家梅一起赴黄岩西南乡，与永乐黄边区委常委蔡康春会面。吴锦纶委托表弟黄隐民，再通过李文益介绍，由陈明德带领他到仙居上张，与仙临黄边区委书记蔡熙接洽，要求将起义愿望告周丕振。 至此，在多方联系、策划下，起义条件已趋成熟。 商量策反起义的工作地点——双桂巷卢英逊家 峰回路转定乾坤 正当椒南工委与朱焯签订了起义协议之时，却发生了意外情况。1949年5月中旬，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岩突然下令，撤换了临（海）、黄（岩）、温（岭）三县县长，任命军统特务袁悟农为黄岩县长。5月21日，袁悟农上任后，立即逼朱焯办理移交，并欲控制武装，纠集残部，与共产党对抗。 情况突变，给起义带来了很多困难。朱劼成等也采取了应变措施。在朱焯卸任后，仍挽留他留在黄岩，暗中控制着他的旧部——黄岩民众自卫总队，等待命令起义，防止袁悟农的阴谋得逞。 第四方出场的是陈清波、周丕振。 黄乐县委执行委员、宣传部长 陈清波 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队长 周丕振 陈清波，乐清县大荆新坊村人，1938年入党，历任永乐黄边区委常委，黄乐县委执行委员、宣传部长，大荆区委书记。 5月21日新县长袁悟农上任后，情况变得复杂起来。5月25日，朱焯等人再次商量，决定派黄隐民亲自去乐清大荆，求见第三支队支队长周丕振，要求浙南部队来黄接收起义。三支队因即将进军温岭，暂时不能来黄，便派中共黄乐县委执委陈清波为全权代表来黄，周丕振亲自致信朱焯和吴锦纶。信中称：阁下可谓有识之士，我们欢迎贵部起义；请派一名全权代表，于29日到茅畲与我方代表陈清波面谈；在浙南部队未到达前，请你们维持好社会秩序，保管好武器弹药、各种档案及公共财物。 28日凌晨，第三支队攻克温岭县城。郏国森派了4人前往，要求部队速来黄岩。同日下午，陈清波和黄隐民到达茅畲，当夜黄带着周的手札赶到城里。当朱焯等见到周丕振的来信，顿觉有了后盾，信心倍增。遂邀王维积、吴锦纶和陈荣楫(戡乱委员)到毛静如(戡乱委员)家商谈。夜9时许，卢英逊、朱有玠冒雨赶到毛家，传达郏国森派路中学生送来的信说，第三支队很快来黄，希望次日即行起义。于是，朱焯等人又继续磋商。时过子夜，最后决定：①派牟秉义去茅畲，迎接陈清波进城；②由吴锦纶通知在高桥、羽山、仙浦汪驻防的三个常备中队，火速轻装赶回城郊；③待兵力集中后，明日举行起义。几小时后，吴锦纶等惟恐天明袁悟农质问何以擅自调兵进城，为防发生意外，决定提前行动。 29日凌晨4时，在吴锦纶的指挥下，自卫总队迅速开进县府大院，以冯国贤的第二中队为主，包围了驻在西院庙内袁悟农带来的嫡系卫队， 10余名自卫队便衣队员缴了门口卫兵武器，随即冲上楼去，向正在酣睡的卫队大声喝令：“我们已经起义，你们赶快起来投降！”一个敌班长企图顽抗，被击伤。此时庙外的自卫队员每人朝天鸣放两枪，以示军威，迫使这支装备精良的卫队全部缴械投降。袁悟农听到枪声，立即穿衣起床，带着4个卫兵刚出门，吴锦纶率便衣队员出现在门前，当即4个卫兵全被缴械，袁悟农被软禁。 起义终于成功了。 我党对起义及投诚敌军的政策宣传要点 敲锣打鼓庆解放 起义成功后，由于第三支队在温岭还不能及时赶到黄岩接管，黄岩处于“空城”状态。当时距黄城仅20余公里的海门，有“浙江省保安部队”重兵驻扎，一旦敌人反扑，人民将会遭殃；而且社会上谣言四起，反动分子推波助澜，致使起义士兵人心浮动，城关居民惶恐不安。 在此严重情况下，1949年5月29日下午，黄乐县委代表陈清波、椒南工委代表徐德先后进城，与起义官员一起，在电灯公司设立了以陈清波为负责人的临时工作机构。他们一边让起义士兵安定情绪，加强戒备，严防匪特活动及海门敌军反扑；一边组织人力筹备粮食、物资，准备迎接浙南游击队入城。同时，椒南工委副书记徐德在黄岩中学召开大会，进行形势和任务宣传动员，并以党团员为骨干，组织了庞大的宣传队伍，向起义士兵宣传党的政策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街张贴《约法八章》《入城守则》《告台州的军政人员书》，到街头巷尾向居民宣传全国形势与党的政策，以安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海门敌军王云沛部，摸不清共产党实力，未敢轻举妄动。 5月31日上午，黄岩县城五彩缤纷，万众欢腾。县立中学和师范学校师生手持鲜花、红旗，与各界人民群众一道，敲锣打鼓，从小南门、天长街、管驿巷、直下街到桥亭头，夹道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进入黄岩县城。中午，在参议院门口公共运动场上，万余军民举行隆重集会，第三支队支队长周丕振和起义人员代表王维积先后在会上讲话，共庆黄岩和平解放。接着，起义官员按照清册，将自卫总队7个中队的13挺轻机枪、2门追击炮、700余支长短枪等武器弹药全部交给第三支队。后来，起义人员大部遣散。 6月9日，三支队第一中队在徐德等人的指引下，从黄岩经栅浦开进海门，迅速占领制高点。国民党浙南行署主任王云沛部下和外警水警队等千余残敌，慑于当时形势和解放军威力，稍加抵抗，全部溃退。三支队占领海门（当晚撤出）。6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1军62师184团、185团1营和军侦察营进击椒江北岸杜桥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所属两个团，俘获国民党“浙南行署”副主任翁光辉以下1390余人。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1军62师184团副团长冯福林率一连部队，从前所渡江南进，海门获得真正解放。7月11日，金横区长黄达森率武工队配合解放军186团2营，兵分两路，向金清匪据点—腰塘张亨银家（匪支队部）及分水向西宫发起进攻。向西宫之敌闻风逃窜，张亨银家之敌部分被歼，计毙匪6人，生俘18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7月12日，金清解放。至此，黄岩县内陆全境解放。 开创历史新纪元 黄岩和平解放后，6月1日，黄乐县委书记兼县长黄义桃率领机关警卫队200余人由大荆迁到黄岩，按民政、公安、财政、教育、技术5个系统分别组成接收组，开始按照清册分头接收国民党政府58个机关的文卷、财物，至13日全部接收完毕。椒南工委书记郏国森也率所属工作人员来县城配合工作。 6月12日，浙江省委派到黄岩、温岭、仙居三县工作的南下干部，由台州地委组织部长（原台属工委副书记）王槐秋陪同到达黄岩。当天晚上，黄乐县机关干部和警卫队指战员到浮桥北岸，欢迎南下干部。6月13日，浙南游击纵队三支队和黄乐县委、县政府举行盛大欢迎会，庆祝南北干部胜利“会师”。6月14日，浙南地委传达了中共浙江省委的指示，括苍中心县委在黄岩、温岭、仙居三县工作，概由第六（台州）地委接收，自即日起，黄乐县委、县政府接收的文卷、财物全部移交给黄岩县委、县人民政府。 至此，原在黄岩分属浙东台工委的椒南工委和分属浙南特（地）委的黄乐县委均已撤销，新的统一的县级机构——中共黄岩县委、县人民政府正式开始办公。全县设置城关、乌岩、头陀、院桥、路桥、双洪、金横7个区，2个镇，47个乡。新一任县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县委书记王黎山，县长曹子决，组织部长李秉铨，宣传部长温其彬，民运部长严汝京。 黄岩新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统治在黄岩已经彻底结束。从此，黄岩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历史新纪元，开展民主建政和生产建设工作，黄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作者系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敢叫日月换新天 ——黄岩和平解放始末 陈献之 黄岩中小学师生和各界群众在小南门外欢迎解放军入城 周丕振在主席台上讲话 黄乐县领导成员合影。自左至右为：常委梅迪民、执委陈清波、书记兼县长黄义桃、常委蔡康春、执委周时静 解放后黄岩首任县委书记 王黎山 解放后黄岩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 曹子决 监狱的铁栅栏杆 关不住革命者的光芒 ——纪念温岭解放70周年 李幸斐 1949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在中共温岭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英勇奋战，武装解放了温岭县城，用炮火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温岭。从此，温岭人民在中共温岭县委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后，温岭人民敢为人先、奋发有为，成就了今天温岭人民富裕幸福的生活，创造了一系列的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诞生地，民主恳谈的发祥地，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起源地，民营经济、块状经济、专业市场等先发地。改革创新的精神深深根植在温岭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温岭因改革而兴起，温岭因改革而闻名。十八大以来，温岭人民更加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克难攻坚、奋力争先，温岭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结出一个个硕果：经济越来越发达，城市构架越来越合理，城乡环境越来越美丽，百姓办事越来越方便，道路交通越来越便捷，温岭人民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人们的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我们相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温岭人民肯定能够迈出更加坚实的一步，温岭，这座山水之都、日出之城定能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 当我们迎着朝阳、开着轿车前往上班的路上时，当我们边点击着手机听着新闻或欣赏着音乐边享受着美味早餐时，当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精彩的电视剧时，当我们带着孩子游着公园享受着大好风光和天伦之乐时，朋友们，我们是否想到过，70多年前，多少革命志士为了今天美好的一切与反动势力进行血与肉的拼搏、生与死的战斗。 今年是温岭解放70周年，我想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不忘初心的政党，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为共产主义信仰而献身的革命志士，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对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不然谁愿意为国家和人民牺牲呢？这里我特别想说说在温岭25年的革命斗争史中，那些因革命事业被关进国民党监狱受尽折磨、乃至英勇牺牲的温岭儿女。 一、我们要永远铭记那些曾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革命者 纵观温岭1924年至1949年25年的革命斗争史，涌现了很多革命烈士，算到1950年，《碧血丹心——浙江烈士英名录》和《浙江省温岭县革命烈士英名录》里有姓名简介可查就有130位，而牺牲在监狱里目前能查找到的就有14位。 金璇烈士，温岭市琛山楼旗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楼旗村党支部书记。1929年11月13日夜不幸被捕，开始关押在南京市警察厅特务处。后被押解到苏州监狱。在苏州监狱，金璇受尽酷刑，1930年1月8日，被摧残致死，年仅29岁。1956年2月27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金璇为革命烈士。 周尚文烈士，温岭市箬横镇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浙南特委机关秘书长。1928年12月15日，特委机关内擦拭手枪走火，周尚文与梅其彬、叶信庄三人当场被捕，当夜，李先导、周渭贤、刘尚、方德明等人也被捕，关押在海门。敌人用烧红的钢板烫周尚文的后背，要他交代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和地下党员名单。周尚文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三天后，周尚文与李先导等一起被押到浙江陆军监狱。1930年5月17日，周尚文被国民党浙江省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在狱中，他屡遭酷刑，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一直瞒着家人，直到1931年11月一张写给他大哥周全鼎的明片中说：“我在这里，虽很安，但其中苦楚，非局外人所能知的，也着实言之难尽。比方上次生病，要汤要水，无亲无戚，真是吃苦不小呢，到了现在，身体还很虚弱，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没钱好买补药吃。哥呀，种种苦处，实难言说啊！……”这年年底，被转押到南京中央陆军监狱。在狱中患了肺病和痢疾，终因得不到治疗而亡故。1986年3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周尚文为革命烈士。 洪良清烈士，1928年在国民党保安队当兵，从事秘密革命活动。1929年参加坞根游击队，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攻打横山乡、玉环县西青马道、茶头村等多次战斗。1931年1月，在温州夺取“小广济”号客轮被捕，押囚浙江陆军监狱。1932年春被枪杀狱中。 彭显旺烈士，温岭坞根游击大队战士。1931年1月，随红十三军二团委员叶勉秀夺取“小广济”客轮时被捕，押囚浙江陆军监狱。1932年春被枪杀狱中。 梁纯富烈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33年3、4月间参与组织新金闸造闸工人500余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压迫的斗争，取得胜利。9月上旬，准备组织武装暴动被捕，转囚浙江陆军监狱。1935年被凌虐致死。 梁甘泉烈士，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农民运动，1932年组织安排他们在杭州中华兴业公司承包的新金闸工程当监工。1933年3、4月间发动组织500余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反迫害的斗争，取得胜利。9月准备组织武装暴动被捕，转囚浙江陆军监狱。1935年被凌虐致死。 张小老五烈士，温岭坞根游击大队战士。1931年1月，随红十三军二团委员叶勉秀夺取“小广济”客轮时被捕，押囚浙江陆军监狱，后被酷刑致死。 程祖宁烈士，温岭坞根游击大队战士。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月，随红十三军二团委员叶勉秀夺取“小广济”客轮时被捕，押囚浙江陆军监狱，被判处徒刑15年，后被酷刑致死。 潘二奶烈士，温岭坞根游击大队战士，1929年下半年参加革命。1931年1月，随红十三军二团委员叶勉秀夺取“小广济”客轮时被捕，押囚浙江陆军监狱，被判处徒刑15年，后被酷刑致死。 潘阿四烈士，温岭坞根游击大队战士，1929年上半年参加革命，1931年1月，随红十三军二团委员叶勉秀夺取“小广济”客轮时被捕，押囚浙江陆军监狱，被判处徒刑15年，后在狱中被折磨致死。 程方福烈士，1929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坞根游击大队战士，1937年在玉环县监狱牺牲。 陈洪法烈士，1928年率青屿乡队兵起义参加农民革命赤卫队，192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率部队加入坞根游击大队，同年7月，任红十三军二团青屿游击大队大队长。1931年10月在杭州被捕，后押回温岭，同年12月因越狱失败而牺牲。 金良岳烈士，1927年参加革命，1931年7月在温岭监狱牺牲。 金源祥烈士，1938年参加革命，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牺牲在温岭县监狱。当时的身份是琛山党组织的交通员。 还有一些革命者曾经在国民党监狱关押过，后来因种种原因被释放了，目前有资料可查的有19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那些革命回忆录里的监狱斗争故事 为了查找更多革命者狱中斗争故事，笔者一面联系一些烈士后代，一面深入省市档案馆、省图书馆阅查当年的档案材料，由于年代已久，直接记录温岭革命烈士在监狱的斗争故事并不多，现把这不多的斗争故事汇集起来呈现给读者，既可作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爱国教材，也可作党史的存史之用。 1、金璇烈士的狱中斗争故事。 1929年11月13日，金璇在南京被叛徒告密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他宁死不屈，严守共产党的秘密，惨遭折磨，于1930年1月8日牺牲于苏州监狱。 我们在档案材料里看到一份1929年11月25日关于金璇同志与李达甫同志审讯的材料：敌人问金璇，你为什么与共党李达甫多次在温州和南京会面和同住？金璇回答是偶然机会。金璇的辩护律师刘祖望反驳敌人：“与共产党会晤，他人亦中共党员。若与非共产党员会晤，则称什么？难道金仅与李会晤”。从这一份审讯材料我们可以看出，金璇在监狱里是如何和敌人斗智斗勇。因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金璇是共产党员，1929年12月9日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判决宣判：金璇无罪。可就隔了三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调查科叶秀峰来函，向江苏省高级法院提出：“浙江省保安队第五团侦探李道明被金学河等杀害，与金璇有牵连，要求撤销原判。” 于是，金璇共产党员的身份彻底暴露。敌人开始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严刑逼供。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金璇宁死不屈，严守共产党的秘密，直至为革命献出年轻的生命。 金璇牺牲后，其妻林姐头接到地下党员李达甫从苏州发来的电报。29岁的林姐头急匆匆将5岁的大儿子交托给了亲戚，收拾行装，在其表兄的陪同下，带着尚在襁褓中哺乳的小儿子金小春赶往苏州。 在苏州监狱门口，林姐头见到了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说是和金璇曾一同被关在监狱的同志，对方还拿出一沓药费单给她看，她以为是索要金璇在狱中的医疗费。对方却说：“我们已经尽力了，用了一两百块的银洋，但还是救不回他。”据有关资料看，这人很可能就是共产党员李达甫。 林姐头见到金璇是在苏州殡仪馆，见到用旧棉被裹着一身乌黑的丈夫遗体，她整个人都惊呆了，眼前的丈夫全身发黑，模样一点也分辩不出，她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丈夫，哭着追问：“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全身发黑……”而在场狱友的一番话，让林姐头更是痛彻心肺。“他们的手段真是残忍，你丈夫是被活活烤死的。他们先把铁丝网烧红，再把人放在铁丝网上面，然后用火继续烤铁丝网……” 读到这里，我们的心在流血，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啊，得有多么坚定的信仰才能忍受得住如此的凌辱与折磨。我们的心又在呐喊，我们共产党员的身体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摧不垮打不败。 此时的林姐头无奈只得在当地购买了一具棺材，连同在苏州监狱捧回的一钵泥土，细心用布包好带回，含泪将丈夫的遗体辗转由水路经海门转运回家。屋漏偏逢连夜雨，途中，她的小儿子金小春在路上不幸夭折。林姐头含泪把丈夫和孩子安葬。 在狱中，金璇深知国民党不会轻易放过他。他曾给妻子写了一首六言诗（此时他只知大儿子金伯春，不知小儿子金小春已经出生）：“家中尚有一子，今年才只五龄。相劳转告我妻，好好教养成人；读书明理进步，那是最最要紧。”此诗后来由地下党员李达甫寄回，却成了金璇的最后遗言。 2、邵武同志回忆狱中斗争历程。 当年革命者在国民党监狱的斗争故事，因为档案材料记载极少，我在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有幸看到两本关于浙江陆军监狱的书籍：《钱塘魂》和《天堂的地狱》，这两本书都是记叙1927年至1937年共产党员在浙江陆军监狱里的战斗历程。《钱塘魂》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郑恻尘、何赤华、项志成、张秋人、裘古怀等47位烈士的英雄事迹。而书中也有少量篇幅写到台州部分烈士的简要战斗事迹，如三门县的包定、陈祥的战斗事迹，也有几位温岭籍烈士，主要介绍到1931年温州夺轮事件被捕的7位，除叶勉秀（温州夺轮事件的领导者，黄岩人）本文上文没有提到，洪良清、彭显旺、程祖宁、张小老五、潘阿四、潘二奶6位，以及1932年新金闸造闸工人武装暴动事件被捕的潘纯富、梁甘泉2位，本文上文都提到过。可惜这些烈士的事迹都极为简要，但邵武的回忆录《温州夺轮与狱中斗争》一文，虽然篇幅不多，但还是能让我们看到当年的革命者身陷囹圄时，如何坚定信念，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与敌人展开不折不挠的斗争。下面是《温州夺轮与狱中斗争》一文的部分内容。 “1931年3月，我们被转押到杭州柴木巷看守所，叶勉秀、洪良清、彭显旺3人被判处死刑，我与其余8人各判15年徒刑。1932年3月，我们又被转押到浙江陆军监狱。 陆军监狱有地下党支部，每星期六晚上开组织生活会，支部书记张崇文主持，相互谈心，沟通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求共产党员树立一个信念：‘为党奋斗，为革命牺牲，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我记得一次军法会审，在审堂前面放着军棍、皮鞭、老虎凳。审问前先用刑，把我的大腿打烂，头部打肿，鲜血直流，站不住，走不动。我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宁愿受痛苦，决不说出一句损害党的话。敌人捞不到一根稻草，只得罢休。 每逢重大节日，我们在狱中都举行纪念会。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五’马克思诞生，‘七·一’共产党成立，我们都举行纪念会。在会上，老同志们有时讲节日的来历，有时讲亲身的经历，谆谆教诲。老党员张秋人在狱中牺牲是2月8日，每逢‘二·八’也举行纪念会，学习他顽强的革命精神，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这些有意义的活动，都深深教育了我，给我以极大的精神力量。 我们在狱中还坚持学习马列和文化。狱中党支部通过杭州市党组织，把马列主义著作、党的刊物和文化课本秘密带进监狱。在狱中的大部分党员文化程度较高，并各有所长，如吴孟斯专研马列主义，高子清懂外语。只有我不识一个字，但我学习很认真，朱秋同志教我识字，高子清同志给我讲解十月革命的意义，讲帝国主义一定要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的道理。有时他们也讲故事，编写诗歌。有一首《囚徒歌》是大家集体创作的，至今我还记得： 难友们， 我们并不犯罪， 我们被从火线上捕来， 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 难友们，我们不是囚徒是战士， 凭他怎么样虐待， 热血依旧在沸腾。 铁窗和镣铐，坚壁和重门， 锁得住我们的身体， 锁不住革命的精神。 监狱当局为了阻挠我们学习，对我们进行残酷的迫害。说我们‘越规’要扣粮食，不给饭吃，甚至用刑。有一天，我用竹壳当笔，清水当墨，在地板上练字，看守发现后，要我交出笔来，我无笔可交，被打了20下手心、40下军棍，加重脚镣18市斤，但没有打掉我学习的决心。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我被释放回家。这时我文化提高了，当上了小学教师，以教师作掩护，投入了新的斗争。” 3、李先导的《牢狱之歌》和《还我自由之日》 《温岭革命文化史料汇编》一书P76《牢狱之歌》和《还我自由之日》都是革命者李先导创作的。1988年12月，李先导儿子李向光把李先导当年手写的一本小册子交给温岭党史研究室时写道：“该小本子是李先导写的，内有《囚徒之歌》，是我父亲笔写的，是否作于监狱，还是出狱后的遗作不知。……”1928年12月15日，李先导被捕后与周尚文一起押解到浙江陆军监狱，显然，《牢狱之歌》虽然不知是不是作于狱中，但肯定是李先导根据狱中战斗历程所作。《还我自由之日》是李先导出狱后一周年而作。从这两首歌词里，我们看到了革命者在敌人的监狱里身心受尽折磨，但敌人的铁栅栏杆脚镣手铐关不住革命者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敌人的严刑拷打杀头枪毙遮挡不住革命胜利的光芒。 牢狱之歌 这里是坟墓，还是屠场， 不知道断送了多少青年。 他们为民族革命的胜利， 抛别了父母兄弟和妻子儿女。 这里既不是天堂，又不是人间，却是地狱。 仅是断送了我们的远大前程， 为了争取民族革命的胜利， 不知道有多少革命青年， 被禁锢坐牢，杀头枪毙。 囚徒们，这里不是天堂，不是地狱，却是革命的训练所。 我们的意志已锻炼成钢，不怕严刑拷打与镣铐， 甚至杀头、枪毙。 为着博爱、自由与平等， 只有向前没后退，赴汤蹈火，牺牲一切并不呻吟。 囚徒们，不要悲哀，不要灰心， 我们并没有犯罪， 我们是战场上的俘虏， 身体已经失去自由， 踏着先烈的血迹， 争取最后的胜利。 还我自由之日 身在铁栅内，心在铁栅外。 吃的砂子饭，尝的咸苦菜。 只隔一扇门，分做二边天。 不堪受人辱，锁身不锁心。 身在铁栅外，心在铁栅内。 吃的饭菜香，更有鱼肉美。 跨出铁门外，还我自由日。 有了脑和手，奋斗再奋斗。 4、周尚文从浙江陆军监狱寄回家的明片。 在整理资料时，我看到周尚文烈士在1929年至1930年从浙江陆军监狱寄给家人的7张明片，现选取几张摘录如下： 邮戳是1929年4月2日的一张明片写道：“从前我所寄发的家信好几封意外没有收到，因为没有你们的回示。到了现在却才晓得都已收到，大概因为你，我的父亲一来不识字，二来家事忙，所以到现在才托人写回信吧。现在我要求你们，我的年老的父母做两套夏天穿的白布衫裤寄来给我，寄法可问大纯娘舅或托他寄，还有，钱也要割下几块寄给我，好，就此，但请恕罪，我的年老父母呀！” 邮戳是1929年4月30日杭州寄出的一张明信片里写道：“我在此，到如今都还好，每日饭还要不够吃呢，请勿挂念，余情另禀。” 邮戳是1931年11月23日杭州寄出的一张写给他大哥周全鼎的明信片：“我在这里，虽很安，但其中苦楚，非局外人所能知的，也着实言之难尽。比方上次生病，要汤要水，无亲无戚，真是吃苦不小呢，到了现在，身体还很虚弱，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没钱好买补药吃。哥呀，种种苦处，实难言说啊！现在我写这张明片，目的在叫父亲寄几元钱来给我好用，并叫他给我做件棉袍来好穿，我从前件棉袍破得不成样子了，不能穿了，所以这件棉袍必要替我做来，无论如何，无论如何，11月19日给我回信为要！”从明片隐约可见的邮戳看，这张明片杭州寄出就是11月23日，那么，11月19日，周尚文又如何能等到回信呢，我们从信中两个“无论如何”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的急切，但当时的条件下，又怎么能如期收到父亲寄来的棉袍呢？想像着周尚文同志身体虚弱，吃不饱穿不暖，在北风呼啸的监狱里是如何的艰难。 周尚文烈士其他几张明片基本上都没有提及监狱的艰苦，因为是明信片，内容大家都能看到，所以从文字表面看不出监狱里的具体情况，但从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隐约看到敌人对革命者身心的摧残，特别是邮戳1931年11月23日杭州寄出的那张明片，我们更能感受到监狱里血淋淋的斗争生活，不然，周尚文同志也不会23岁就病死在江苏陆军监狱。 三、铭记烈士遗愿，不忘初心 烈士们抛洒一腔热血，赢得了温岭人民当家作主新政权，70年来，一代又一代温岭人民铭记烈士遗愿，百折不挠建设温岭，才有了今天美丽富强的新温岭。走进新时代，我们仍要不忘烈士们当年为之奋斗的初心，做一个实干有担当的温岭人。 铭记烈士遗愿，不忘初心，不是一句口号，可以具体到建设好当年的革命遗址，让一代又一代的温岭人能走进革命遗址接受教育，达到温故而知新。 根据2010年至2011年温岭党史研究室调查，温岭有革命遗址33处，真正有场所可以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有9处：红十三军二师（团）指挥部旧址、红十三军二师烈士陵园、东脉坑会议旧址、浙东南交通站旧址纪念塔、温岭市烈士陵园、三临大队纪念亭、红十三军二师海上游击大队烈士纪念塔、箬横烈士陵园、应梅笙烈士墓。经过近10年挖掘和建设，革命遗址纪念场所增加了9处：横峰革命纪念馆、梁耀南故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温岭县委旧址纪念馆、金辅华故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温岭县委成立旧址——城关三元桥陈恺家、新河中学解放楼、坞根横坑溪回龙宫、柳苦民故居、金璇烈士故居。 但显然对红十三军二师师部所在地——温岭这个党史大市来说，革命遗址的挖掘和建设还远远不够，温岭还欠缺综合性的革命教育场所，比如温岭市党史馆的建设，近10年来，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一直坚持不懈搜集筹建党史馆的实物和资料，以备不久的将来能派上用场。令人欣慰的是近10年来的各村文化礼堂建设，每个文化礼堂几乎都融入了红色教育资源，特别是关于烈士精神教育内容。 铭记烈士遗愿，不忘初心，也可以具体到对每位烈士思想精神的挖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拨乱反正的同时，也对许多蒙冤的烈士进行平反昭雪，比如红十三军二师的许多烈士，一直以来都被当作“土匪”对待，二十世纪80年代通过广泛深入调查挖掘，陆续对柳苦民、赵裕平、程顺昌、程小林、应保寿等红二师牺牲了的指战员们追认为革命烈士，2002年，温岭市委党史研室编写了《红十三军二师烈士传》，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里面记述了红二师21位烈士的英雄事迹，但红二师在近10年之久的斗争历程中，共牺牲了150多位红军指战员，显然我们对烈士的挖掘研究还远远不够，有些烈士的姓名都还不清楚。本文着重记述了温岭25年革命史上那些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牺牲的烈士们，以及在国民党监狱进行顽强斗争的革命者，但只是冰山一角，而本文对这一角也只是抛了一块粗粝的泥砖而已，以待将来有更多人投入挖掘和研究。 铭记烈士遗愿，不忘初心，还应该具体到用烈士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来陶冶纯洁当前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国家包括我们温岭市都取得辉煌成就，我们从上到下都坚定“四个自信”，但是，一些非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仍暗流涌动，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冲击和挑战，比如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如何一起来捍卫，不让我们的人民受蒙蔽受欺骗，我想，最能擦亮人们眼睛的良药之一是革命烈士的故事，只要每个党员干部清楚了解并牢牢记住革命烈士的精神和信仰，那这些错误思潮就会像露水见到阳光，我们社会主义道路就能越走越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而温岭人民实干担当就会真正具体为“超创干”坚定铿锵的步伐。 参考材料： 1、《浙江省温岭县革命烈士英名录》，浙江省民政厅1999年10月重版。 2、《碧血丹心——浙江烈士英名录》，浙江省民政厅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第1版。 3、《中共温岭党史》第一卷，中共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1年第1版。 4、《中共温岭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1版。 5、《红十三军二师烈士传》，中共党史出版，2002年第1版。 6、《悲壮的历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版。 7、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杭州民政学会编写的《钱塘魂——浙江陆军监狱里的斗争》。 8、《红十三军与浙南特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1版。 9、《金璇烈士在国民党狱中的英勇表现》，作者：金璇之孙金云平。 （作者系温岭市委党史研究室综合科科长） 三战解放天台城 罗灵英 英雄烈士谱 李文益 李文益是黄岩屿头人，他写了一本由鲁迅作序的《苏联闻见录》，起到了鼓舞革命斗志的作用。 1902年，李文益出生于黄岩县柔极乡（今屿头乡）石狮坦村。幼年在当地私塾念书，后进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学学习。其间他参加了革命团体“乙丑读书社”，受到了进步思想的陶冶。1926年冬，李文益在临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他到宁海中学任教。 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文益和一些倾向进步的中学教师遭到逮捕。后辗转到了上海，找到了党的组织。由党组织介绍，李文益与其他同志一道，经海参崴进入苏联。他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军政特别班学习。1931年初，李文益由苏联回国。 1931年冬，李文益根据在苏联学习考察时的所见所闻，写成《苏联闻见录》一书。1932年4月，他托王育和转请鲁迅先生为此书稿校阅和作序。1948年起，李文益回到家乡黄岩柔极乡一带从事革命工作。李文益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周围地主豪绅的仇视。敌人决定杀害李文益，消灭农民自卫队。1949年6月30日，李文益在组织农民自卫队突围时，在溪水中被土匪开枪击中头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50年，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60年，李文益遗骸移葬于黄岩城关九峰公园烈士墓。 现在，烈士的家乡发生了巨变。屿头乡大力发展农业，种植了毛竹、东魁杨梅、蜜橘及大红袍、白沙等几类枇杷，并已成功举办多届“黄岩（屿头）枇杷节”，在台州市区范围内享有盛名。该乡还大力发展旅游业和美丽乡村建设，建起了柔极景区及布袋山旅游景区，把沙滩村建成了全省闻名的古村落，办起了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的北校区。2017年，屿头沙滩村被列为中国村庄当代发展浙江样本。 撰写《苏联闻见录》——李文益（1902-1949） 宣侠父 宣侠父，又名尧火，号剑魂，浙江诸暨人，生于1899年，是中国共产党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长期从事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1938年被蒋介石派人暗杀。 宣侠父于1920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葭沚省立甲种水产学校，并因此获准官费留学日本，后因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而被取消官费，回国后与俞秀松、宣中华等一起，在杭州、台州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他回葭沚母校发展五位先进分子入党，建立了台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海门小组。 1924年5月，宣侠父受组织派遣赴穗应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后因公开议论与顶撞蒋介石，被蒋以“违师抗命”严厉训斥，因而愤然离校。25年春，宣受上海党中央派遣至北京中共北方区委处，经李大钊、徐谦等推荐至冯玉祥部队做统战工作。同年冬，宣至兰州帮助筹建中共甘肃特支并任支部委员。随后根据党的民族政策，他较长时间深人甘南帮助筹建甘藏民大同盟，赶走无恶不作的军阀马麒。26年2、3月间，宣任孙良诚三路军总部政治处长。26年9月，冯玉祥将西北国民军改称国民军联军，宣参与召开五原誓师大会筹备工作。之后，为集中精力改造冯之部队，他谢辞了一般人求之不得的潼关县长之职。1927年5月初，国民军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宣任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领中将军衔。他协助冯在西安召开东征誓师大会，五月底与北伐军会师郑州。同年6月中旬，冯先后与汪精卫、蒋介石举行会谈，致使西北军被引入歧途，按蒋旨意实行“清党”。但冯因对共产党素怀敬重，不忍下手，遂采取将宣与刘志丹等几十名中共党员“礼送”驱逐的方式，使他们回到中央所在地武汉。 1927年8月，宣侠父根据组织决定暂回老家诸暨活动并帮助筹建了县委会。之后，他积极开展农运，领导“二五”减租，发动几千农民围城三昼夜并取得胜利，提高了党的威望。28年底宣与当地金村少女金婉琳(即文革前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金铃)结婚。 1929年春节前夕，宣侠父根据革命需要到山东孙良诚属下梁冠英部继续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创办“混战”刊物，编辑杂文进行革命活动。冯知悉后，电令梁将宣关押于开封、潼关，后又派其去杂牌军当代表，宣明白此乃冯、孙“送客”之音，遂回武汉。 1930年下半年，在蒋、冯、阎混战中，梁冠英脱冯投蒋，部队被编为二十五路军，梁邀宣侠父出任军总参议，宣得以继续开展地下工作。32年初夏，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宣因梁不听劝阻参与剿共愤而离去。之后，他以国民政府中央军委中将参议的身份在南京数月，继续与冯之旧部将领接触，秘密进行抗日反蒋活动。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宣侠父抵制王明“左倾”路线，继续对冯玉祥实行真诚团结。1932年秋，宣到北京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商议支持冯组建同盟军事宜。33年5月，由冯任总司令的同盟军成立，宣出任军委常委并任吉鸿昌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兼主力五师师长，曾随吉大举北征，给日以沉重打击，使之闻风丧胆。蒋等顽固派企图以省主席、巨款收买孙殿英攻打同盟军，宣坚决反对孙接受。同年7月28日，蒋、汪最后联合通牒同盟军放弃抗日，冯被迫下野，方振武经宣多次工作后，代任总司令继续抗日。但终因日蒋夹击，同盟军失败，宣带领十数骑冲出重围，至天津住吉鸿昌家继续革命活动。33年底，宣秘密至天津着手组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次年3月至次年4月大同盟成立，吉任主任，宣与南汉宸等三人为委员。在此前一月，宣曾陪同吉赴沪履行入党手续。 1934年夏，宣侠父奉调至上海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担负搜集撰写军事情报与联系上层人士反蒋抗日两大任务。其间，他与社会名流章乃器、杜重远(张学良之秘书)、邹韬奋、胡愈之等联系频繁。34年底至35年春，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地下党处于密探、特务包围之中，宣在困难处境下谨慎从事革命活动。 1935年至36年5月，因宣在沪已被敌人注意，难以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组织上派其至香港进行半公开的革命活动，经过争取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并联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成立了民族革命同盟，宣出任不管部长。该年5月，宣通过胡愈之，促使张学良有意与我党接触。由于当时和党中央尚未恢复电台联系，宣即以密电向王明、康生等中共驻共产党国际代表汇报，却遭全盘否定，同时派潘汉年取代宣对地方党的领导工作。 1937年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电示赴西安协助周工作，承担开拓西安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新局面之重托。为此，他先后结识西安抗日救亡团体主要领导人杜斌丞、车向忱等以及中共西北特支谢华、徐彬如等，共商稳定民众抗日情绪之大事。与此同时，先后拜会顾祝同、宋希谦、蒋鼎文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并联络陈赓、曾希圣等黄埔系中共党员学生，大力鼓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其成绩卓著使周恩来等十分满意。 全面抗战开始后，林伯渠赴西安任中共驻陕代表，宣侠父为主要助手。其间，他争取了许多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具有举足轻重力量的陕籍名流，结识交际了当地军界要人和著名文人。他大力支持一度滞留西安的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翻译《资本论》，并成为冯文彬、胡乔木、黄华、蒋南翔等青年救亡组织负责人公认的良师益友和活动庇护人。 1937年8月，宣到徐州推动胡宗南积极抗日。同年9月后，宣任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与南汉宸随周恩来赴太原阎锡山部交涉出兵抗战事。之后，到南京鼓动李宗仁、白崇禧积极抗日，到武汉对冯玉祥等上层人物和黄埔系军官进行统战工作。38年3月，丁玲率“西战团”自延安至西安开展宣传活动，演出一月余，即遭国民党阻挠，由于宣从中出谋献策，精心安排，使该团前后坚持了五个月，凯旋而归。 宣侠父文武全才，他不仅是位“口才能顶二百门大炮”(冯玉祥语)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气宇轩昂，仪表非凡，说起话来干脆而儒雅，像文化人又有军人风度”(阳翰生语)的“左联”特别盟员，著有“西北远征记》、《入伍前后》等长篇自传小说，并曾通过做梁冠英工作，出资三万元巨款开办湖风书局，为左联作家的活动提供了极大方便。 1938年7月30日，宣侠父准备与林伯渠同返延安，由于情况突变，林临时决定宣暂留主持工作，就在次日下午，在早有蓄谋“翦除异端”的蒋介石直接指使下，宣被特务绑架暗杀。之后，周恩来三次要求蒋介石追查下落，蒋只得承认：“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命令杀掉的”。宣的蒙难，是我党的一大损失。1945年“七大”时，党中央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解放后，为宣传宣侠父烈士的革命事迹，在宣侠父学习和工作过的台州市椒江区、甘肃省玛曲县都建起了纪念馆。 2019年，根据台州市、椒江区城市建设和“一江两岸”开发建设的实际，椒江区对台州市第一个党组织纪念馆进行重新修缮，定位为“台州市党性教育和城市精神展馆”，搬迁至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葭沚丁介士旧宅与卖鸡巷陈宅。新址占地面积2300平方，建筑面积1800平方，为二层木结构民清式建筑，空间格局完整，拥有前后两处开放空间。2019年是宣侠父创建台州第一个党组织95周年，因此台州第一党组织纪念馆的迁建意义重大。新建场馆将融合更多元素，更多实用功能，以及更为丰富的内容，多种多样的形式，以崭新的面貌，真实、形象、生动地再现全市的党史。用这种特殊、生动的方式迎接党的98周岁生日，让革命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深入人心。 玛曲县宣侠父烈士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宣侠父烈士命名的主题纪念馆,它是承载宣侠父烈士光辉事迹和革命精神的平台,是宣传、继承和弘扬革命传统和党的优良作风的窗口,是甘肃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宣侠父烈士纪念馆经省编委办批准,于2013年1月设立。展厅面积2000平方米,纪念馆整个展厅运用图文、影像、实体文物等形式充分展示宣侠父烈士的光辉形象。 在烈士故乡侠父村，人们十分怀念宣侠父。侠父村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记录宣侠父光辉一生的宣侠父故居、宣家祠堂。侠父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店口镇西部，东临浦阳江，西靠杭坞山，南接直埠镇，北望次坞镇，茅湄公路穿村而过。由长澜、姚家墩、陈姜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全村共有农户1283户,总人口3625人,耕地面积2929亩,其中水田2547亩,旱地382亩.2018年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816.39万元,人均纯收入58780元。? 改革开放以来，侠父村依托本村资源，重点发展农业和针织业，涌现出了姚汉江等种粮大户和远洋服装有限公司、力源机械有限公司等企业。全村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先后开展道路亮化和硬化工程、自来水接入工程等一系列惠民工程，致力于将侠父打造成生态村、宜居村、文化村。 侠父村日新月异的崭新景象，足以告慰英雄烈士的在天之灵。学习宣侠父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已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台州建党第一人——宣侠父（1899-1938） 陈荩民，原名陈宏勋。1895年7月5日出生于天台县。（1915年毕业于天台县立小学，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在校期间，被选为学生自治会评议员，1918年又被选为北京高师及北京大学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国民》杂志社评议部评议员。不久，他和同学匡互生、向大光、徐民鸿等联名发起成立半工半读的“工学会”。后把工学会改为“平民教育社”。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北高师学生领导成员之一。在天安门前集会后参加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到卖国贼曹汝霖住宅时，遭到军警阻拦，大门不得进。他个子较高，就踩在同学匡互生的肩，第一个爬过墙头，跳进曹宅，打开大门。愤怒的对学生，冲进曹宅，殴打了正在曹宅内的卖国贼驻日公使章宗祥。当日陈宏勋等32名学生被捕。5月7日释放回校以后，被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抵制日货联合会主席。高师校长陈宝泉为了避免再次被捕，建议他改个名字。从此，陈宏勋改名为陈荩民。 1920年陈高师毕业后，留校任附中教师。翌年去法国里昂大学留学。1922年因反对中法教育会中方秘书褚民谊盗用公款送礼，褚要遣送他回国，陈得知后，即主动离开里昂大学，到底雄大学理学院学习数学。1925年得数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劳动大学、复旦大学、浙江英士大学等校任教。 陈教授，爱祖国，爱家乡，爱科学，爱教育事业，他一生从事数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述数学书籍上百种，并最早把非欧几何学这门新学科介绍到中国来。1925年留学回家不久，被聘为浙江省立第六中学（即台州中学）校长，他面对破烂不堪的教学设施，向人筹借3000元钱，修校舍、添教具，把学校办好。当时教育当局，不给报销，他和妻子从自己的薪金中逐月归还债款，直到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后，才把这笔钱还清。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他把上海的育青中学迁到自己的家乡天台。选择校址、筹建校舍、购置教具、聘请教师，都是他夫妻俩亲自办理。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发动各界人士，募现金、献石板、助砖头、送木材，把学校办起来。 1939年以后，原在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决定在浙江复校，聘请陈荩民为院长。他接过这付重担后，又四处奔波，在泰顺县百丈口选址建校，困难可想而知。但在陈教授的努力下，用祠堂、庙宇作课堂，借民房、仓库做宿舍，把学生安下去，把课开起来。解放以后，他在做好教学同时，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潜心著述。十年动乱中，他年逾古稀、身受摧残，仍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1973年毅然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提出关于加强高等院校基础理论研究的建议，得到周总理的赞许和重视。 陈救授为培养中国有用人才，付出了毕生精力，1981年与世长辞。 五四闯将——陈荩民（1895-1981） 陈荩民 为追溯红色记忆，传承红船精神，激励机关党员不忘初心、继续前行，4月17日，市委党史研究室机关党支部组织党员到嘉兴南湖开展“重温革命历程，传承红船精神”主题党日活动。 嘉兴南湖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在南湖的红船上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当天下午，机关全体党员统一佩戴党徽，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南湖革命纪念馆。在纪念馆内，党员们认真观摩馆内收藏的珍贵革命文物、历史照片以及相关文史资料，细致聆听解说员讲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艰辛历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发展再到不断壮大的奋斗足迹，以及党一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光辉岁月。接着，机关支部组织党员集体瞻仰“红船”，大家深刻地理解了“红船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义，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也切实体会了革命成功的来之不易，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灵魂洗礼。 在参观嘉兴南湖之后，机关支部还组织党员参观了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和“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大家观摩了两个馆中大量的珍贵文物、文献资料和历史档案，再次感受到了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光辉足迹，坚定了继承光荣革命传统的信念和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奋斗的决心。 通过此次党日活动，全体党员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增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意识，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担当、不断作为，积极发挥党史部门职能作用，为传播红色文化、增强理念信念、凝聚社会共识作出应有贡献。 （中共台州市党委研究室） 市委党史研究室机关党支部组织党员 到嘉兴南湖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天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一场大型文艺晚会，以文艺、歌咏的形式，全面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台解放70周年的重大历史时刻。一场图片展，全方位展示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天台发展的巨大成就。一次座谈会，谈天台城解放的相关情况，谈天台的巨大变化。一次重大主题宣传活动，推出一批有特色有分量有影响的报道作品，激发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热情。一场宣讲活动，组织宣讲队伍，宣讲天台红色故事，宣讲在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一次征文活动，通过与解放初期的对比，感受巨大的变化，感受幸福的生活，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一场主题书画展，讴歌天台解放以来的光辉业绩，反映人民的奋斗历程。 （中共天台县委党史研究室） 天台县委党史研究室开展“七个一”系列活动 庆祝天台解放70周年 日前，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在内部期刊《黄岩党史》上专门新设“廉史博览”栏目，发表党史上的廉洁故事，受到读者的欢迎。 在我党的历史长河里，革命领袖与将帅们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不居功自傲，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一直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影响着广大党员干部，他们的廉洁故事被人们广泛传颂。 为了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规矩意识和清廉风范，弘扬他们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浩然正气，研究室专门搜集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几十个廉洁小故事，分期在《黄岩党史》期刊刊出。在近期推出的第46期《黄岩党史》期刊上刊发了当时苏区惩治贪污渎职的事件以及党的领导人“一根灯芯著雄文”的故事。同时，研究室还在《今日黄岩》报、“黄岩网上党史馆”以及“橘传媒”APP手机客户端同步推出“学党史、讲故事”专栏，其中不少故事讲的内容都与廉洁有关的。 除了在媒体上讲好“廉洁故事”外，研究室还在机关内部党员的主题党日活动中及机关学习会上开展讲廉洁故事活动，人人争做廉洁标兵。 （中共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 开设廉史专栏 彰显清廉风范 ——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讲好“廉洁故事” 《台州党史》2019第3期 征 稿 启 事 一、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有关文章。 二、时代先锋的相关文章。 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相关文章。 四、英雄烈士谱栏目的文章。 投稿方式：tzds@zjds.org.cn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行政大楼1604室 电话：0576-8851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