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乌台诗案”，祸起《徙知湖州任谢上表》。元丰二年（1079），苏轼44岁，此年六月，徙知湖州，上表谢恩，表中有隐指小人用事语，给了嫉恨者中伤的把柄。于是，太子中允监察御史何正便上神宗扎子，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七月，监察御史里行舒亶、谏议大夫李定，并说表中“有讥切时事之言”；又摘录此前所作与新政相关的诗文，指称“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无所畏惮”。八月十八，苏轼被拘台狱，“狱司必欲置之死地”。后经多方营救，朝廷亦无足够证据可定其罪，至十二月二十四日终于得释，并以“责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结案。然而，有其位却无其职，“不得签书公事”，形似软禁，尸禄而已。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精神生活以极大冲击，是其书风变化的催化剂。黄庭坚云：“东坡少时规模徐会稽，笔园而姿媚；中年喜临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其毫劲多似之。”此所谓“造次为之”，就是“诗案”后的创作心态。苏轼一生，书风三变，与仕途遭遇密切相关。嘉祐二年（1057）苏轼与弟苏辙进京同登进士第，年少气盛：“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这时的苏氏兄弟，年龄与当年陆机、陆云相仿，才智相似，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真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气度非凡，指点时弊，不计后果，公然反对王安石新政。熙宁四年（1071）苏轼《上神宗皇帝书》，洋洋近万言，否定新法，言辞犀利，无所畏惧。此时书法以徐浩为师，风格“园劲姿媚”、“婉润可爱”。熙宁八年，虽已年届“不惑”，仍然豪情不减，壮志不衰：“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报国之情急切。其时，书师颜法，结体肥壮，遒劲古雅。青壮年时的苏轼，才华横溢，锋芒毕露，难免招小人嫉恨，于是引发惊心动魄的“乌台诗案”。他的人生前程、审美意识、书法风格也因此发生变化。
　　 我们可在以下事例中找到在“乌台诗案”后，苏轼“书取意”的迹象。苏轼在《御史狱中遗子由》一诗的序言中如此说：“予以事系御史台狱，府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诗有以下二句：“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是临终诀别，危机感不到极点，不至于此。所以，贬谪黄州之初，仍然心有馀悸，如履薄冰，不敢与人交际，远离尘嚣，韬光养晦，筑室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他在元丰三年十月《答李端叔书》中写道：“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又说：“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深自闭塞”，“不敢作文字”，且告诫朋友书信“不须示人”，如此心情，与案发前“老夫聊发少年狂……亲射虎，看孙郎”时相比，判若二人。纵观苏轼“诗案”前后生活，可见三大变化：一是饮酒增多；“十分酒，一分歌”是常态，其时词作描述酗酒情状最多。元丰五年所作《临江仙》一词中写道：“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同年所作《西江月》词序云：“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这种独自痛饮醉酒，彻夜不归的情形，在其前期诗词中是少见的。二是纵情山水，以游山玩水释怀解闷。苏辙在《武昌九曲亭记》中说：东坡在黄州与当地士子一起，“穷山之深，力极而息，埽叶席草，酌酒相劳，意适忘反，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齐安（即黄州）三年，不知其久也。”此时苏轼，老之将至，深感“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因而常常独自竹杖芒鞋，“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三是人生观中的消极因素增加，曰：“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灵均去后楚山空，沣阳兰芷无颜色”，前途茫然，不知所归何处，因而自问：“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故里无法回归，于是萌生弃官归隐、浪迹天涯的念头。他在元丰五年《临江仙》一词中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就是他在黄州时的生活写照。此时书法，“信笔书意”，点画狼籍，“每每酒气从十指间流出”，因而，产生“无意于佳乃佳”的艺术效果。元丰三年寒食节所作《寒食帖》二首，就是这样的产物。此作字体大小错纵，跌宕起伏，形象之美溢出点画之外，情不自禁，不可复制。此诗先《答李端叔书》七月，正是“诗案”后惊魂未定之时。其情其书，与唐颜真卿作《祭侄稿》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三行书”。这种从心底自然流出的作品，才是“书取意”的典范。黄州期间，苏轼情绪低落，书法创作却进入高潮，佳作叠出。《寒食帖》之外，前后《赤壁赋》亦是苏书中的代表之作。书法创作不受法度拘束，任笔驱使，这就是黄山谷所谓“真行造次为之”阶段。下笔不经雕琢，信笔纵横，方能给人以“造次”之感，此为“书取意”之所出。
　　 元祐元年（1086）哲宗继位，司马光作相，苏轼处境本该有所改善，但其言其行不讨好新旧两党，事事不合时宜，因而不久便被挤出京都。此后又屡遭贬谪，远至岭南。此时的他，深知壮志难酬，无可奈何，对功名前程不再介意，于是以和陶诗自娱。黄山谷作诗曰：“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追和古人，自东坡始，谪惠州至殁，短短几年，和陶渊明《归田园居》以下，凡一百有九篇，可见他此时的心情。和陶渊明诗，临李北海、杨凝式书，是东坡在岭南的生活大部，书风也再次发生变化。前人论东坡此时的书风云：“晚岁自儋州回，挟大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怪石、怒龙喷浪、奇鬼搏人，书家不可及也。”这是以书宣泄满腹郁闷的结果，与青年时的“天真烂漫”、中年时的“圆劲有韵”，判若云泥。但是，其书仍有所师，有师必有法，这与“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时的书风，大异其趣；与醉后从“十指间流出”的“造次”之作更有区别。因此，若论“取意”之作，只有黄州时的书法才符合这一命题。山谷曰：“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此言中的，只有如此风格，才配“书取意”这一称呼。
　　 苏轼“书取意”的实质是尚自然。书有生命迹象，而艺术的生命则是自然。因此，他不仅书取意，诗、文、词、画也都取意。文，“大略如行云流水”，要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词，不计协律、入腔，破格存意，“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画，不求形似，以写意为高。“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审美能力低下的表现。诗，贵在“冲口而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品格无异：“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又与书相通，标准同一。其论欧阳修书帖曰：“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凡此种种，“天工”、“清新”、“冲口而出”，皆属“自然”。因此，诗、画、文、书，“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以此推论各种书体之间的关系亦如此。“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由此可见，苏轼所谓“意”是作者自然流露的心意，不仅仅限于点画、结体所体现的笔意。（作者系上虞区医卫支部，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