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一介书生，对于参政议政完全陌生，既无此种能力，也无此种愿望，后来却阴错阳差，当上了政协委员，而且一当就是十五年（1993年至2007年）。
　　“文革”期间，我曾因言获罪，做了几年阶下囚，直至70年代末才得到平反昭雪。80年代初，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首纪念鲁迅的小诗《假如他还活着》，又惹上了政治麻烦，受到来自高层的追查，虽最终并未以文获罪，但痛定思痛，对于“政治”二字不免心存警惕与畏惧。
　　80年代后期，“辛亥三杰”之一陶成章烈士的嫡孙、时任绍兴民进主要领导人的陶永铭先生和其他领导同志多次登门来访，竭力动员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他们似乎知道我的心病所在，一再启发我：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我国政治生活已开始步入正常轨道，有政治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其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两年的徘徊，1989年，我终于加入了民进组织，并在其中任职。后来，我就被推举为绍兴市政协委员，并连任三届。
　　其实，在当政协委员的最初几年，我还是比较消极或者说比较谨慎的。我以为政协不过是一种政治工具，政协委员不过是一种摆设，不必过于看重，也不必为之付出太多。因此我这个政协委员的履职活动仅限于一年一度的“两会”。开会，听报告，看文件，鼓掌（或举手），如此而已。所谓提案也是临时应付一下，内容尽是些“小儿科”，如什么地方有条马路需要修了，哪条河道需要疏浚了，等等。有时还懒得写，在人家的提案后面签个名表示附议，就算没交白卷了。
　　1995年也许是我政协委员经历的转折点。那年召开“两会”前一个多月，民进绍兴市委会要我负责搞一个调研课题，说是要以此为基础转化为市政协大会发言。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参与议政调研。综观90年代以来应试教育盛行，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现实，我向市委会建议将此作为本次议政调研的主题，得到市委会的认同，并由我领衔组成专题调研组。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调研和梳理，最后形成约一万字的调研报告。市委会审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委托我代表绍兴民进在“两会”上作题为《全社会共同努力，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的大会发言。这大概是绍兴第一次有人对现行教育体制提出重大质疑。由于调研充分，内容扎实，切中时弊，这个发言在“两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绍兴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绍兴市教委出台了整改意见。
　　这一经历有力地纠正了我以往对于政协和政协委员认识上的偏颇。我开始相信，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已走向正常化，人们完全可以放开思想纵谈国是，政协委员也并非政治摆设，只要你有足够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智慧，在这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此后，我这个政协委员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比较自觉因而也比较活跃的时期。我几乎一次不漏地参加了市政协非“两会”期间组织的各项视察和调研活动；我曾先后9次主持开展民进绍兴市委会立项的议政课题调研，并全部转化为市政协大会发言或集体提案，其中有的被列为重点提案或被评为优秀提案；曾先后4次代表绍兴民进在市政协全会作大会发言，3次列席市政协主席会议或常委会议并作专题发言；曾两次出席市政协政务咨询会，与政府部门负责人直接对话。在担任政协委员的15年间，我先后受聘参加绍兴市政协三胞联谊会、文史委员会、教文卫体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工作，先后4次被评为政协工作积极分子。四届政协期间，我还曾就如何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优化政协委员素质，提高政协工作水平问题向市政协领导进言，并应邀参加政协主席约谈，坦陈我的意见。
　　要说我当了这么多年政协委员有什么心得的话，就是要敢于坚守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敢于建诤言，当诤友。在我看来，共产党执政这么多年，并不缺少讲好话的朋友，最最需要的是敢讲真话的诤友。因此，我要求自己在以政协委员身份参加的各种会议上不当听众和看客，做到知无不言，直陈己见。
有一年开“两会”，市长用地方话作政府工作报告，我听了觉得很不舒服。在分组审议会上，我当着市委领导的面说，在人代会这样庄严的会议上作这样重要的工作报告，市长不用普通话，这说明我们城市的品位不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市长的素质还有所欠缺。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我自己也有些担心。但市委领导当场表示赞同我的意见。尤其令我欣慰的是，以后“两会”上市长作政府工作报告不再用地方话了，其他领导人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也使用普通话了。
　　本世纪初，市政府在绍兴老城区中心地带建设城市广场，后来又在原西营区域建造绍兴大剧院，将原有一条东西横贯解放北路和仓桥直街的光明路拦腰截断，给这一区域的交通和市民出行造成极大妨碍，群众颇有怨言，说是“造了大剧院，断了光明路”。我了解这一情况后，先是以政协委员的名义向《联谊报》写稿传达民间呼声，后来又给市长写信反映上述社情民意，并提出具体对策建议。不久，绍兴大剧院竣工，楼下过道同时开通并对外开放，虽然光明路不复存在，但解放路与仓桥直街藉此得以贯通，使这一地区交通得到缓解，附近市民出门也不必再绕道而行。
　　2002年，我以特邀陪审员的身份参加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故意杀人案。在法庭调查和控辩双方辩论结束后，合议庭进行合议，根据案情及刑法有关条款拟判处被告死刑。但我从案情和庭审的某些细节中发现若干可疑之处，尽管现有案卷的鉴定结论称被告精神正常，我还是对被告的刑事责任能力提出异议，要求重新进行鉴定，最终得到合议庭的认同。后来经深入被告所在地调查和浙江省精神疾病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从而避免了一起错判错杀案。此事当时在全省司法系统影响甚大，后来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二等功（为省高院权限内最高记功等级）。
　　由此我越发相信，政协委员的确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只要你不乏政治热情，同时又不乏政治智慧。（作者为市直教育机关支部会员、《绍兴教育》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