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体弱，长大后又多磨难，母亲对我关爱和为我操心自然要比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多一些。这我是知道的，并一直铭记在心。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母亲也早已去世，但当年母亲给予的爱还时时温暖着我，有时甚至仿佛还能感觉到母亲传递给我的体温。
　　其实，母亲对我的爱是很朴素很本色的，一点都不起眼，既无特别的赠予，也无特别的呵护。就是现在很常见的父母对儿女示爱时的吻，母亲也没有使用过。母亲虽出身农家，又不识字，却也未必不知道吻乃是一种人类示爱的方式。但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确实没有正儿八经地吻过我。
我记得母亲曾经与我有过几次近似于吻的肌肤接触。
　　一次是在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年我得了一场伤寒，高烧迟迟未退。母亲雇了一条小船，陪我到福康医院（今绍兴第二医院）去看以诊治伤寒闻名的傅再扬医师。病人很多，我们就坐在过道的长椅上候诊。也许是我孱弱的样子和高烧让母亲有些不安，她就搂着我，还把脸贴到了我脸上。在众目睽睽下我有些忸怩，就对母亲说，“妈，你这样会传染的。”母亲说，“真要是能传染倒好，传染给我你就没病了。”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把我搂得更紧，脸也贴得更紧了，仿佛怀抱着初生的婴儿。我顺从母意，闭上了眼睛，偎依着母亲，心里有一种别样的舒展和烫贴，仿佛回到了母亲的襁褓里。
看了傅再扬医师以后不久，我的伤寒就痊愈了。现在想起来，那病说不定有一半是被母亲施与的爱治好的。
　　另一次是在我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当时正值大炼钢铁运动，我们班同学奉命到绍兴钢铁厂敲焦炭，就是用小铁锤把大块的焦炭敲成小块，以提高其燃烧值。焦炭很坚硬，须用力敲击才行，这便有碎末飞溅开来。那天我在劳动中不小心，让焦炭碎末溅进了右眼，久久不能排出。回到家里，我自己用软毛巾拭，用水冲，还是不管用，反而把眼睛搞红肿了。母亲知道了，她就叫我在她面前坐好，让我仰起脸来看着她。母亲用手指轻轻地将我右眼张开，在眼球表面仔细寻找，没有找到。随后又小心地翻出眼睑，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描似地反复寻找，最后在眼睑底部发现了那粒焦炭末。母亲叫我不要动，她就伸出舌头，用舌尖在我眼睑内侧轻轻游动。经过几个回合，终于把焦炭末粘了出来，我眼睛里不适之感也便随之消失。当母亲用她柔软的舌尖在我眼睑内轻轻游动的时候，那种熨贴和舒适的感觉让我仿佛又回到了婴儿时代。
　　还有一次是“文革”期间我因言获罪被囚禁有年之后。那年，我被释放回家。父母见到自己的儿子重新获得了自由，从此天天可以相见，自然是很高兴的。但我心情总是不好，没有欢声笑语不算，还往往终日不说一句话，显得有些抑郁有些萎靡。父母有所察觉，却也拿我没办法。
　　一天夜里，我已经睡下了，还没有睡着。母亲摸黑来到我房里，走到我床边坐下。过了好一会，大概是确认我还没睡着，母亲俯下身子对我说，“妈想跟你说几句话。”停了停，母亲说，“我知道你心里很苦……其实妈心里也很苦。”说着母亲把她的脸轻轻地贴到我的鬓角上，接着说了一句话：“儿，你要振作些啊。”这时我分明感到脸上有些水份滑落。我知道母亲为我流泪了。我赶紧坐起来，拉住了母亲的手说，“妈，我知道了。”
　　我不能允许自己让母亲因我而继续受苦。我知道世上应该还有一些比个人命运更重要的东西。于是我很快就调整了状态，摆脱了抑郁的困扰，从自我沉沦中走了出来，在人生路上一直走到今天。
　　（作者系原市委会委员、《绍兴教育》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