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早春的西子湖冷俏妩媚，紧挨湖畔的省人民大会堂却已是春意盈盈，浙江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55岁的潘守理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从此，这位曾经担任过浙江省八届、九届人大代表的江南名校春晖中学校长，将要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国事管理。由一名中学校长到全国人大代表，潘守理交出的又是怎样的一份答卷？
二
2003年3月，肩负着四千多万浙江人民的嘱托和期望，潘守理到北京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最关心的当然是教育。上京前，潘守理深入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中进行走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上虞市人大也专门为他参加全国人大会议而举行了意见征询会。在对社情民意的了解中，让潘守理感受最深的是基层政府和人民群众对当时实行的“义务教育”政策的无奈和无助。
按照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然而，2001至2002年，中央在浙江省实行农村费改税试点，取消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通过加收农业税，实行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义务教育的经费不足。由于义务教育采取“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办法，按规定高中由县一级政府负责，中小学由乡镇一级政府负责，一旦取消了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乡镇一级政府实际上就失去了教育事业经费来源，事权与财权产生严重分离，分级管理成了一句空话。而农民的负担却并没有因费改税而有所减轻，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例如一个没有农村承包地的老板，他的收入虽然远远高于种地的农民，但他却可以不用交纳农业税。对于种地的农民来说，农业税的比例却比过去高多了，当有钱人将子女送到城里的好学校并交纳高额的择校费时，普通农民的孩子只能在乡村中越来越破旧的学校里念书。
潘守理一直在教育第一线工作，春晖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虽然他知道费改税可以有效地遏制向农民进行乱摊派、乱收费现象，但农村教育的“积贫积弱”却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严重，千百万农村孩子的未来让人揪心啊！带着人民群众的心声，参加全国十届大一次会议的潘守理，带去了10多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心声的书面材料，其中最有份量的是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后义务教育经费筹集难的意见书，这份意见书受到了浙江省副省长、民进浙江省主委盛昌黎代表的关注，她和潘守理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讨，指出义务教育经费筹集难，根本还在立法，只有修改现行的《义务教育法》，才可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浙江代表团第二小组（甬绍湖小组）在经过认真讨论后，吸收了潘守理的这个议案意见，由盛昌黎副省长领衔，向全国人大提交。这份关于修改义务教育法的579号议案得到众多人大代表的支持，也得到了全国人大、国家教育部的高度重视，修改《义务教育法》成为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热点，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浙江日报、21世纪教育杂志、法制报、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等10多家媒体对潘守理进行采访。
最让潘守理感到欣慰的是，仅隔三年，2006年6月，他应邀列席了全国人大第23次常委会，对即将提交表决的新《义务教育法》进行最后的审议，“义务教育就是由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教育的事权和财权必须统一”这两条议案中的基本观点，在修改后的义务教育法中得到落实。同时，他还在审议中对教育督导和教辅资料的规范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得到常委会领导的肯定。新《义务教育法》的通过实施，使得全国几千万全省几百万初中小学学生，免交学杂费。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不管是富人的孩子还是穷人的孩子，都可以公平地享受由国家提供的九年免费教育。党和国家认真倾听民情，以“民生为本、民意为重”，这是人民代表之幸，更是民族之幸！
三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潘守理一直在春晖中学任教，担任校长十三年之久。这是一座百年名校，素有“北南开，南春晖”之美誉。美丽的白马湖，曾令丰子凯、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等一代大师留连忘返，从这里也走出了谢晋、黄源、谷斯范等文化名人。当今，在以应试教学为核心的教学模式下，作为省重点中学，进春晖读书的学子，其目标径直指向清华、北大、浙大、复旦等名校。但是，即使所有的学子都成了名牌大学学生，也未必就是社会的福音。在一个国家合理的教育结构中，普通教育只是中等教育中的一部分，职业技术教育必然占据“半壁江山”。基于这样的认识，2004年“两会”前，潘守理专门来到上虞市职业中专进行调研，了解职业教育发展的状况。时任上虞职中校长的冯学忠，看到潘守理为发展职业教育专程前来征询意见，激动得一个劲地说：“您怎么会来调研我们职业教育呢？”。从“竞争”的规律来说，一个普通中学的校长和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应该是“天敌”。你的“地盘”扩大了，也就意味着我的“地盘”缩小了。但是，潘守理的所思所想，并不局限于春晖中学，而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以及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他对冯学忠校长说：无论是上虞市还是浙江省，要想成为“长三角”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最紧缺的还是人才，特别是技术工人，职业学校是培养优秀技术工人的摇篮，其作用和地位丝毫不逊于普通中学。一席话说得冯学忠心里热乎乎的，一古脑儿把职业教育的“苦水”倒了出来：传统文化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职业教育在教育序列中一直处于的弱势地位；职业教育缺少优秀的专业教师；职业学校学生就业困难…… 一个尽情说，一个认真听，两位本来并不十分相熟的校长竟然忘了时间的流逝……
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会上，潘守理关于《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为先进制造业培养技术工人》的专题发言，获得了代表们的热烈掌声，也引起了与会的浙江省政府、省教育厅领导的关注，由潘守理代表领衔的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580号建议《关于加大执法力度，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由此形成，同年九月，国家教育部对580号建议作了专题答复，职业教育被提到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上。2005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浙江省也相继召开了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2006年8月，潘守理受命于省人大代表工委，与杭州市政协副主席蒋福弟一道作为召集人，率在浙的人大代表13人组成调研组，对浙江省的职业教育发展情况进行调研。代表们高兴地看到，在两级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推动下，浙江省的职业教育情况与几年前相比已大有改观，省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由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职高和普高招生比上升到1:1，呈现出健康协调的态势。调研结束后，调研组写出了一份八千多字的调研报告，对本省职业教育的现状、困难、发展战略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无论是从宏观的法制保证、政策推动，还是微观的招生比例、课程设置、师资配备，都提出了宝贵意见，上呈全国人大，体现了一位教育专家的真知灼见和一名人大代表的强烈责任感。
四
在潘守理的全国人大代表生涯中，最难忘的是快人快语的他与同样快人快语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一段“缘分”。2005年3月5日下午，北京国谊宾馆会议室鲜花竞放，春意融融。浙江代表团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浙江全体代表会聚一堂，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吴仪健步来到会场，首先向各位代表致意，然后落座。潘守理正好坐在吴仪的对面。素闻这位风采怡人的女副总理办事果敢，说话爽直。潘守理也就心无顾忌，直陈己见：传统的“考试文化”和特有“独生子女文化”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加强基础道德建设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之本。他那关于两种“文化”的独到见解和深入分析，让吴仪副总理双眼为之一亮，她在听了潘守理发言后说：“潘代表长期重视教育工作，又是省里特级教师，讲了非常好的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我听了很受启发，一定负责转达给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
吴仪果真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人，几乎是从北京回到上虞的同时，一封来自国家教育部信件已经送到了潘守理的案头。这封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回复的信里十分详细地向潘守理汇报了关于加强青少年德育教育的有关措施，落款的日期是2005年3月14日。从这个日期可以看出，吴仪副总理几乎是在参加完浙江代表团的讨论后立即就将潘守理的意见转达给国家教育部，这种务真求实的作风给了潘守理以莫大的鼓舞。
此后，潘守理代表关于加强青少年基础德育教育的呼吁屡见于媒体：“戒绝青少年‘网隐’，丰富课余生活是首选”、“重视学校体育教育为何这么难”、“推进教育公平，均衡教育资源，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成长”，这些情真意切的呼吁，让那些在教育一线辛勤工作的教师、那些老少边穷地区学校的校长、那些对教育子女感到迷茫的家庭感到一种振奋，这些似乎是“司空见惯”、似乎是“存在即合理”的现象，有人给提出来了，有人去关注、去改进了，不正是大家所盼望着的吗！
五
在有着几千年“官”文化情结的中国，人大代表并不是“官”，他们虽然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决策，但在社会活动和交往的具体事务中，却并没有多少“可用之权”。当谈到人民代表的作用时，潘守理很有感慨，他说，如何来理解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力”？人大代表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组成人员，但不是核心人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正确履职。所以，潘守理从来不把自己“人大代表”的头衔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作为编织个人关系网的“资源”。但他又十分重视用好自己的“权力”，为人民说话、办事。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他提出“乱世觅良才，盛世求诤言”的肺腑之言，直切“形式主义欺骗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需要形式主义”的时弊，让闻者感到痛快。面对潘守理那双睿智而清澈的眼睛，即使他说得再严厉，你也无法对他产生怨怼。接触过潘守理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面硬心慈”的人，谁要是想利用“官场规则”与他拉交情，搞交易，那就一切免谈。但若是选民有了难事，把他当成“自己的代表”向他提出要求，他便低低地俯下身来。
2005年全国人大会议前，上虞市一家规模不大的企业，托人找到潘守理，告诉他一件为难事：这家企业与新疆哈密地区的一家企业发生了经济纠纷，由哈密地区中院判决执行，可是这家企业对哈密中院的裁决不服，但是要打跨省的再审官司又是何等困难！在万般无奈下，才求到这位本地的全国人大代表，恳请全国高院出面协调。潘守理听完当事人的陈述，觉得人民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为人民解难是职责所在，他便爽快地应承下来。到了北京后，他找到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将所带上的全部资料呈上，要求给予协调解决。全国高院也很重视这件事，马上与新疆高院联系，再由浙、新两省（区）高院出面斡旋，最终通过协调得到圆满解决。2006年11月，这位企业老板终于拿到了十几万元执行款，不由得高兴地说，还是人民代表的作用大啊！
2007年3月，潘守理赴京参加十届人大最后一次会议。这一次他的目光落在那些从五六十代的大学毕业、由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企业高级工程师身上，他说：“如今他们的退休金竟然不及同龄工人（因为他们上了大学，工龄比工人短），而同时毕业分配到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的大学生，退休金却要比他们高出一倍多，这对那些几十年在企业一线呕心沥血，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是很不公平的。国家一直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应该仅仅因为其身份在企业而受到‘区别对待’。这是我参加全国人大最后一次大会，一定要为他们大声呼吁，争取落实应有待遇。”
六
还记得四年前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刚结束，记者采访潘守理，让他为自己的教师、校长、人大代表三种不同角色打分，潘守理想了一想说，当教师90分，当校长80分，当人大代表60分。记者笑问：“给人大代表这个角色打得这么低，是不自信还是不满意？”潘守理摇摇头说：“作为一名工作在基层的教育工作者，要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工作，我感到一种压力，一直觉得国家大事离我很远，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的事，而我只是一名教师，一个普通中学的校长，我觉得要真正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还有很远的距离。”
从四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历程看，潘守理对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感逐渐转向自觉。从他历年来在全国“两会”和人大代表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的出色表现，分明可以看出这种转变的轨迹。在每次的代表团发言中，都有潘守理的声音，在人大代表的视察、调研中，潘守理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四年来，他向全国人大的议案、建议、意见总共有几十件之多，除了着重关注的教育事业，还有关于设立县级商检机构、关于建设曹娥江口门大闸等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建设性、前瞻性的意见建议。潘守理代表的名字也逐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所熟悉，列席人大常委会，参加常委会组织的调研，考察、培训，都有潘守理代表的名字。回顾四年来的履职经历，潘守理诙谐地说：“要是现在让我再打分，人大代表的分数会高一些，这就如一个学生，通过刻苦学习，考试的的分数总是能提高的嘛！”说完这句话，两鬓微霜的他，竟如孩子般哈哈笑出声来！

（潘守理，1947年10月生，浙江省春晖中学原校长，上虞市第十三、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省物理特级教师，曾荣获浙江省优秀班主任，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