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OXINGMINJIN   2005·4


 


做一个自觉的民进会员

章玉安


  (一)
  我至今深深地记得1989年春节期间那个下雪的日子。那天,雪下得很大,我家院子里的积雪深及脚背,我一整天没有出门。下午,从外面踏雪进来两个人,一个是陶永铭老师,当时的民进绍兴市委会主委,另一个是黄开春老师,民进市委会组织委员。进来时,陶老师那把布伞上的积雪把伞子都压得变了形。我为之感动良久。我知道他俩又来同我说民进的事了。
  早在1987年,他们就开始向我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向我介绍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希望我参加这个组织。诚然,他俩都是我熟识的好人,一个是辛亥革命领袖人物陶成章烈士的后裔,一位温良敦厚的长者;另一个是我曾经的同事,一位正直而富有激情的老教师。我完全信得过他们。而且,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领导人如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谢冰心、雷洁琼、赵朴初等都是人生楷模式的人物,令我心仪已久,我相信这必是一个能够坚守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群体。但鉴于“文革”中自己曾经以言获罪身陷绝境的历史教训,痛定思痛,对于涉及政治之事仍心存疑虑甚至不免有所畏惧,所以对他们的循循善诱,我每次都是以“让我考虑考虑再说”敷衍之。然而他们并不气馁和厌烦,一直还是以我为友,经常登门造访,促膝谈心,并盛情邀请我以会友的身份参加民进市委会的新年茶话会,让我在会上自由发言。今天,他们又冒雪亲自登门来访。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在感动之余,甚至有几分内疚。我想无论如何我不能再敷衍下去了,我不应该一再辜负人家的一片苦心和真情。就在这年春天,我提交了要求加入民进的申请并获得同意。经过两年时间的门外徘徊,我终究成了民进组织中的一员。
第二年,我被选举为市委会委员,后又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并分别先后连选连任了三届。这一干就是十五年。
  (二)
  老实说,入会之初,对民进到底是干什么的,自己在这个组织里扮演着什么角色,应该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等等这些问题,我知之甚少,认识很不到位。往往是要等到市委会领导分派我做什么事,才去做什么,像是一个不自觉的小学生应付老师布置的作业。
  记得1993年5月,省委会召开全省思想宣传工作会议。这是我第一次代表绍兴市民进出席这样的会议。会上,其他地市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都谈得头头是道,既有总结汇报,又有计划打算,轮到我说时却心中无数,没有几句话可说,成为与会者中一个相形见绌分子。
  1995年,市委会领导把我会拟在即将召开的市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的课题调研任务交给了我。在各有关同志的通力合作下,经过深入调研和反复论证,形成了调研报告,后来又推举我代表市委会在市政协全会上作题为《全社会共同努力,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的大会发言。没想到这个发言切中时弊,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绍兴日报》为此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绍兴市教委专门出台了整改意见并行文各地中小学贯彻实施。参政议政究竟为何物?我算是有了比较感性的体验和把握。
  这以后,我又曾多次领衔开展市委会立项的议政课题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集体提案,曾先后四次代表市委会在市政协全会作大会发言;此外,自己每年还要撰写和提交一些个人提案。这些提案,有的被市政协列为重点提案,有的被评为优秀提案。我也多次被评为市政协工作积极分子,还多次应邀参加市政协主席约谈会。
  1999年起,中共绍兴市委统战部把我推荐到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担任特邀陪审员。2002年9月,我作为陪审员参与公开审理一件故意杀人案。在法庭调查和辩论结束,合议庭合议时,我对被告的刑事责任能力提出异议,得到合议庭认同,要求提请审判委员会审议。后经省精神病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被告人患有精神分裂症,无责任能力,从而有效地避免了一起错判错杀案。听说此事当时在全省司法系统影响很大。后来,我等受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荣立二等功。
  (三)
我是一介书生,脆弱无能而又多少有点孤傲。加入民进组织后,我在努力做好组织交给的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同时也认识了许多亦师亦友的同志,令我自省,催我奋进。
  1998年10月,市委会领导让我出席华东六省一市民进工作交流研讨会。和我分在同组交流的有民进宁波市委主委、宁波市副市长陈守义,民进上海市委主委、华东师大资深教授刘恒椽,民进中央教科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大校长助理严隽琪(现任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等。他们儒雅的气质、务实的态度和高屋建瓴式的发言,让我在看到我们民进组织人才荟萃、群星灿烂的同时,深感自惭形秽、自愧弗如。我承认,在他们面前,我是“小儿科”,只配给他们当小学生。我唯有洗耳恭听,见贤思齐,学习学习再学习。
  2000年,我应邀参加民进中央统战理论研讨会,有机会亲承中央领导同志的謦欬。许嘉璐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为什么要加强和怎样加强统战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重要讲话,楚庄副主席关于怎样看待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的即席发言,如醍醐灌顶,令我大开眼界,大长智慧,思想认识跃入了另一境界。第二年,我再次出席民进中央统战理论研讨会。在一次会余活动中,我有机会和时任会中央副主席的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作较长时间的“零距离接触”。他开阔的政治视野、跳动的思想智慧和亦庄亦谐的谈吐,是我心目中一个活生生的学者型党派领袖人物形象。
其实,在我们市委会,在省委会,也多有这样的良师益友,与他们在一起,使我获得如沐春风的快慰。
  我们的老主委陶永铭同志,虽系名门之后,却毫无骄态,其草根形象与平民作风一如乃祖。前任主委杨明志同志身居官位,却未染上官僚气,骨子里还是“教书先生”,谈吐之中颇多共同语言。现任主委陈伯怀同志与时俱进,志在创新,却脚踏实地,不事张扬,静悄悄地带领绍兴民进不断登上新台阶。这种一脉相承的求真务实之风,正是我所认同所期望的。他们也深深地影响着我。
  作为民进地方组织的普通成员,我平时和省委会领导接触不多。但每当有事要办前往省委会时,无论原先的石楠副主委还是现任的赵光育副主委或是其他领导同志,必放下手头工作起身相迎,亲自倒茶,嘘寒问暖,并每以“章老师”相称,令人大有宾至如归之感。与当下那些地位越高修养越低的官员不同,在我们民进的领导人身上,我看到地位与修养是成正比的。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特别深刻。2000年、2001年两次全国统战理论研讨会,会中央给浙江的代表名额是2名。省委会把这两个名额全部给了当年获得全省统战理论征文一等奖的两名地市论文作者,而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为省委会自留名额。省委会领导的会员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于此可见一斑。
  这就是我们的民进组织,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同志。我能够为这样的组织、这样的领导和同志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这是我的荣幸。我必须恭谨勤劳,全心全意,而且必须做得漂亮,既勤其事,又毕其功。
  (四)
  有个和我比较“铁”的同志曾经对我说:“你在民进干了这么多年,做了不少实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按理说给你个副主委什么的当当并不过分,为何当了十五年委员,到现在还是‘老勿大’?”
  这是一个比较有份量的话题。我承认,在欲望面前,我天生比较懦弱,缺乏进取。我比较喜欢特立独行,不愿有所趋附,甚至时怀出世之想。我也承认,倘若真要让我来当个副主委或者别的什么,大概也是能够当得起来的。但我想,我的价值难道仅止于得到个什么头衔,当个什么领导职务么?那么,以后呢?若是今后某日不再当领导、不再戴头衔了,岂不是同时就失去了我的价值了么?我想,我虽无能,虽不中用,但这类“一次性”的价值肯定是不止的。人生要有点永恒的东西,而头衔或职务之类不可能永恒。歌德有言:“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我深知一个人的渺小与脆弱,无意侈谈个人价值。作为民进的一员,我的价值大概也就在于将自己仅有的真诚和智慧融入民进整体之中,为国为民为他人创造一点什么吧。
  哲学家认为,未经反思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回首我参加民进以来这十几年,正是民进组织和同志,给我诸多得以反思的空间和时段,切实而且生动,教我正视自我,超越自我,使我由一个比较自在的人变成一个比较自觉的人,让我能够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寻求到一个颇为广阔的人生地带。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做一个自觉的民进会员,做一个自觉的人,这是我的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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